■蘇少鑫

悲劇總是讓人扼腕的，因此，人們總是希望在對悲劇的反思中鑒往知來。在媒体披露雷州校園血案主角陳文真的日記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充滿仇恨、絕望和殺机但同時又飽含著對生命留戀、無奈与掙扎的的心靈。

暴力文化、心理干預、指引和輔導等又再一次被頻繁提起。在《新快報》昨天的追蹤報道中，編

針對雷州二中對待差生的管理辦法以及陳文真曾遭受的待遇，該校負責人所做的解釋無疑很拙劣。“現在已經不存在‘后進生’這种提法，只是對個別學生，學校根据各自特點進行分類指導、因材施教”。

只要對中國教育稍微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現在已經不存在的提法是“差生”，取而代之的是“后進生”、“學困生”等———据說理由是“差生”的提法對學生是一种歧視。中國教育掩耳盜鈴的鴕鳥思維本不鮮見，但這位負責人如此欲蓋彌彰，究竟是想掩蓋什么或者想逃避什么？

或許，在該負責人看來，學校是不需要對這個悲劇負什么責任的———即便是教育上的責任。在這里，我只想問問這位負責人，2003年5月17日，廣東省教育廳就規定，省、市一級學校要逐步建立心理輔導室，配備心理教育專職教師。而筆者從中國教考資源网搜索到的資料顯示，雷州二中是湛江市一級學校。我相信，在教育評估和复評中，雷州二中肯定會有漂亮寬敞的心理咨詢室以及一本本整洁的心理檔案、心理治療記錄、心理個案匯編。但是，請問，這些心理檔案、治療記錄以及個案匯編中是否有這位被同學稱為“像馬加爵”的陳文真談話、治療等的記錄？

學校“置身事外”的試圖是顯而易見的。當然，這沒什么好值得惊訝的。在几年前，云南大學也是曾是如此“試圖”的———2004年，馬加爵落网之后，我們看到的是云南大學舉杯相慶的釋怀和慶幸。

發生在校園的凶殺案、自殺案等早就不是什么新聞了。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這多多少少顯示了這個群体的真實生存狀態，而對于暴力文化的反思、心理問題的警醒早就已經成為陳詞濫調，以學生成績為唯一追求的教育体制的慣性和惰性消解了人們在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亡羊補牢變成了“走過場”，往往是好了傷疤忘了痛。

2007年4月17日，23歲的韓國學生趙承熙在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開槍打死了32人，他自己本人也隨后開槍自盡。在隨后紀念遇難者的活動中，美國人將趙承熙視為遇難者悼念。在他們看來，趙承熙雖然犯下殘忍的罪行，但學校和社會卻沒能對精神有問題的他提供适當的治療和心理咨詢，對此感到遺憾……

“他也是我們學校的學生，一共有33名學生死亡。應該公平地為所有人的死亡哀悼。”

“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樣的孩子，我會對他伸出雙手，給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變得更好。”

“希望你知道我并沒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和安慰，對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愛都包含在這里”……

對比之下，在面對著馬加爵、陳文真等需要幫助和安慰的心靈，究竟有誰會想過要向他們伸出了愛的雙手？

（編輯：Rob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