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5日，在維權中心的幫助下，稠城鎮某工藝品厂6名職工拿到了被拖欠的2万多元工資。他們高興地說：“以前怕費錢耗時，不敢打官司。想不到這次依靠工會組織，沒花一分錢就贏了官司。”

政府支持是工會維權的根本保障。義烏市委、市政府及政法部門負責人親自擔任市總工會維權特邀顧問，市里還每年撥給市總工會

維權中心工作人員、同時兼任人民陪審員的盧陽娟說：“与各職能部門的密切配合，使得工會維權充滿剛性。”

義烏市總工會還想出了一招———建立跨地區聯合維權工作站。諸暨、慈溪等地的總工會都主動与義烏市總工會建立了長期互動的關系。去年12月28日，他們還与成都總工會建立了合作關系。

義烏市總工會職工維權中心成立以來，共受理職工投訴案件3112起，辦結2831起，調解率達93．2％；免費為職工出庭仲裁代理113起，免費為職工出庭訴訟代理114起，阻止群体性惡性事件28起，共為職工挽回經濟損失892．03万元。

新探索

工會重心轉到產權領域

“勞動形態的變化是當今工運面臨的新內容。而社會實踐表明，勞動是可以轉化為資本，勞動權益的積累是可以轉化為所有者權益。因此，工會對民工勞動權益的基本保護，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義烏工會干部葛海有說，從發達國家來看，進入20世紀以來，工會活動已從勞動關系領域擴展到產權關系領域，開始維護勞動者的產權利益了。盡管，當前義烏工會的重心仍然沒有轉移到產權領域來，葛海有說，“但至少有一點已經表明，那就是，把工會僅僅限定在勞動領域的觀點已經過時了。”

實際上，義烏工會1998年188家國有集体企業的改制，充分證實了這一點。當時就有600多職工走向社會自謀職業，并大部分實現了“三買斷”政策。由于傳統工會的制度性缺陷，在這次職工的勞動產權的損害中，工會并未能起作用。但是它也有力地說明了勞動力已資本化，它与金融資產、房地產、物質生產資料等被視為產權內容，勞動者向企業投入勞動力不僅是一种勞動行為，而且也是一种投資行為，他們不僅付出了勞動，也付出了青春、希望和再選擇的机會成本，因此不但應獲得勞動收入，而且應該獲得產權收益。

2005年1月，義烏電信的100多名職工在企業改制被解除原用工合同后，再度上崗。不過，他們雖然還是在原單位上班，但每個月的工資卻不是向電信公司直接領取，而是從義烏市總工會領取。

這批職工由市總工會下屬“沃克培訓派遣服務中心”負責管理，包括重新給它們建立了一套新的人事檔案，替它們交納包括養老、醫療、工傷在內的5類保險，還給它們提供新的教育培訓等。

浙江電信上市后，在全省范圍內進行改制。而以前義烏分公司100多位職工將解除原用工合同，以“勞務派遣”的方式再度上崗。而且在重新上崗之前，還在這批職工之間首先成立了自己的工會組織。

“這樣一來，事實上這些工人就成了我們工會下面的職工了。”義烏市總工會職工維權協會秘書長陳灝說。而按照合同，電信方面必須每月向總工會支付這些職工的工資，還要存一個月的工資預備金，然后再由總工會發給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