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于這樣為農民工維權的事情，成為義烏總工會的最普通的工作，則緣起于上世紀90年代。
義烏模式
借風借力借理
義烏擁有全國最大的小商品市場，非公企業占八成以上，外來人口超過本地人口，達70多万。義烏市總工會主席陳有德回憶說，當時義烏每年勞資
糾紛、勞動爭議多達1万起，由于維權成本高、維權渠道不暢等原因，有30%的糾紛得不到及時解決，各种勞資糾紛、勞資矛盾十分突出，由此引發的“綁架老板”、“焚燒厂房”、“集体上訪”等社會惡性事件也層出不窮。
這讓陳有德和工會深思———作為工人自己的組織，面對發生深刻變化的勞動關系，工會在新的勞資關系協調中，卻瀕臨“失語”的窘境。法律賦予了工會維權職能，但在現實中，有些工會對自身角色認識不清，履職意識不強、不主動；工會在履行職能時，有時會遇到了外界設置的障礙，在新形勢下，如何發揮工會作用，維護職工權益，亟待破題。
1999年5月開始，義烏市總工會終于啟動了社會化維權新机制的建設活動，對以外來農民工為主体的職工群体進行社會化維權。陳有德說，我們雖然無權無勢，但不能坐以待斃，義烏市總工會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借風借力借理”社會化維權的新路。
2000年義烏市總工會起草文件《新經濟工會組織實施意見》，以義烏市委的名義下發，要求廣泛建立“新經濟工會組織”，義烏工會工作全面鋪開。
總工會主席陳有德說，“以前被稱為是‘官辦工會’，是由上到下組建的。現在我們自己去搞宣傳，發動職工，然后跟企業主談。”他說，“由于工會主席帶有一定的政治身份，因此在許多企業內，民工們的參与積极性很強，又是發表演講，又是直選，而當選者也知道以后該為誰說話了。”
2002年底，總工會將2737家企業的基層工會進行了整合，將規模比較小、人數在50人以下的企業組建聯合工會,最后的基層工會數量減少為1600多家。義烏工會進入了工運史上的新時期。
密切合作
工會維權充滿剛性
2000年10月，經民政部門批准，義烏市總工會職工法律維權中心成立。
———与司法部門聯合。中心的主管單位是義烏市總工會，業務上接受“公、檢、法、司”的指導，資金上由財政撥款支持，人力上向社會招收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工作人員。
———与勞動行政部門聯合。每有案件和糾紛發生，工會積极參与調查取證，協同勞動監察大隊處理；工會仲裁員作為首席仲裁員參加仲裁工作。
———与新聞媒体聯合，形成維權合力。一旦遇到重大案件，義烏市總工會就邀請媒体參与。發揮社會輿論和媒体的監督作用，讓媒体協助工會維權工作，是為“借理”。
目前在義烏，職工權益受侵害向企業工會申請調解不成的，可向維權中心投訴。勞動糾紛、工傷事故等案件由維權中心免費代理仲裁或代理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