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妙香

在廣州市番禺區政協會議上，區政協委員、禺山高級中學德育處副主任鄧偉強建議在中學宿舍樓安裝手机信號屏蔽器,以避免學生在熄燈后使用手机短信方式繼續聊天影響休息（《新快報》昨天報道）。

鄧委員想得很周到，安裝屏蔽器之后，學校可以在宿舍樓的每層樓都安裝固定電話，如果家長有急事要聯系學

不知道鄧委員在提這個建議之前是否知道，信產部早在2002年的《關于禁止非法研制、生產和使用無線電干扰設備的通知》中就有規定，“除极特殊情況外，任何組織和個人一律不得安裝和使用通信干扰器”。鄧委員在建議中強調“希望政府投資”難道就是基于對這個規定的忌憚？畢竟，對于公立學校來說，“政府投資”与學校自己出錢是沒有多少區別意義的。難道“政府投資”就可以成為免責的條件？或者說“影響學生休息”就可以算在“极特殊情況下”之列？

不少輿論認為，學生不好好休息与用手机并不存在必然聯系。換句話說，即使學生不用手机，他（她）完全可能通過其他方式來消磨時間，比如与同學聊天等。

從邏輯上來說，這些輿論不無道理，然而這也多少反映了輿論對高級中學教育管理現狀的陌生。

作為高級中學德育處的副主任，鄧副主任可能得負責內宿管理的工作。因此，他可能經常需要在學生宿舍樓熄燈后進行巡視。可以想象得到，學生若是在熄燈后不及時上床睡覺或者是在与同學聊天，可能馬上會受到我們這位德育處副主任的斥責或者教育。然而，一旦學生躲在被窩里發信息時，鄧副主任估計只能站在學生宿舍門口干著急了———總不能沖進宿舍把學生從被窩里掀起來吧？

同為教育工作者，我是很能理解鄧委員的用心；同時，我也更希望禺山高級中學那些凌晨1點鐘還在發手机短信而影響學習的學生能夠理解你們鄧副主任的苦心。畢竟對于一個學生來說，按時作息不僅是一种良好的生活習慣，更是一种要求。而完全可以相信，這個問題困扰這位負責德育的副主任可能有很長的時間了，也相信他已經不只一次會在大會上提出學生在熄燈后使用手机的“危害”———而我更相信，在鄧委員提出屏蔽學生宿舍手机信號的建議之時，他已經對自己的“教育”失去信心了。

也就是說，學生在熄燈后使用手机給學校的教育管理帶來了難題，在這种焦慮之下，鄧副主任想起了這個直接甚至在他看起來絕對是有效的方法———屏蔽手机信號。而至于這种方法的合法性与否，在這种焦慮面前，可能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杜絕學生使用手机以避免影響休息的問題上，与教育的“喋喋不休”相比，技術的力量顯示出了它“一勞永逸”的奇效。事實上，与許多學校諸如“不准牽手”、“不准當二奶”等奇怪“校規”如出一轍的，教育者令人困惑地放棄了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教育、說服、疏導的方式，而選擇“強制”的手段來解決他們在教育過程所碰到的難題，甚至期望有“一勞永逸”奇效的出現，這种思維和實際操作在教育領域里的大行其道甚至泛濫，絕對是一個遠比學生深夜使用手机影響休息、學生當二奶等需要社會反思、會診的問題。（作者系廣州市教師）

（編輯：侯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