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宇
近十年來，可曾有哪個被告只是一介平民的案件，剛一出爐，就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和議論，眾聲喧嘩的民意匯成了一場政法生活的狂歡？盡管意見不一，有人認為許霆無罪，有人認為他有罪；有人認為應該判重刑，有人認為應該輕判，但關怀的真摯与強烈卻不容質疑。
作為政法符號，許霆和孫志剛确實代表了轉型中
國的大多數無權者。換言之，他們形成了一個“階級”。許霆案激起的大討論當中，有學者提出“階級司法”的觀念，批評各級法院的判決多站在權力者与強勢者一邊，而罔顧司法生活最基本的中立姿態。
竊以為，這不能簡單歸結為擁有自由裁量權的法官趨炎附勢，欺軟怕硬；更深層次上，在于他們所依据的法律本身就存在深刻的階級烙印，一些法官只是僵硬地用成文法標尺量体裁衣而已。
某些公眾或許不愿意認同“階級”這個充滿歷史憂傷的語詞。他們認為，像許霆与銀行之間，應是顧客与商家的消費關系，應是對等的。實際上如何呢？許霆案一出，就有人假設，許霆從ATM机上多取錢算盜竊，若ATM机出了另一种故障，輸入100元，只吐出1元，這是否算是銀行盜竊呢？可以說，銀行提供給客戶的合同，大多都包含霸王條款。對等只是相對的，當銀行作為壟斷行業，壓制了市場經濟之手，無形之中形成了界限分明的階級關系。當然，這個“階級”是社會學意義上的。
指出這一點，是想提醒人們，不必談虎色變，被歷史噩夢嚇怕了，我們并非要煽動階級仇恨，可階級确實存在，階級認同确實活躍，潛藏在每個人的潛意識里，這是一种正常的合群与趨同心理。
許霆案導致的民意洶涌，正基于相對強勢的銀行，許霆与身為草根的我們之距离更近，他若被判刑，那我們与監獄的距离隨時都只有一米之遙。相對死板的法官和陳舊的法條，被扭曲的正義与我們更近，落到許霆頭上過重的刑罰，隨時都可能构成我們的厄運。我們關注許霆，就是關注禍福難測的未來。
我沒有使用“對正義的渴求”、“對權利的捍衛”這類流行的說法來詮釋隨許霆案洶涌而出的民意。無可否認，權利和正義的旗幟一直在激蕩某些民眾的心神，但對另一些人而言，他們并不關心這點，他們只在乎許霆案的結果是否會影響到明天去銀行取款的好心情。民意是雜亂的，這可能令人失望；可歷史證明，民意若是統一，則令人恐懼。我們實不必拿維護正義和權利的口號來整合民意，同樣，被推上祭壇的許霆年輕的肉身亦不足以承載這些。
說回來，許霆案使中國司法陷入了迷局，重審之前，各級法院就在相互踢皮球。民眾的眼睛無比雪亮，哪會看不到這點呢？由此，民意越發洶涌澎湃。這里便促生了雪球效應。民間的呼聲越高，法院的判決越是猶疑，反之亦然。
在此，我倒想向焦慮不安的法官們獻策：解決民意凶猛的最佳路徑，就是利用民意。為什么不去激活此前無奈流于形式的人民陪審員制度，讓叫得最凶的民眾上法庭做裁判？這樣一來，既推卸了責任，又堵住了大眾的嘴巴，沒准還能誕生一個流芳千古的經典判決。而讓民眾自我審判，不正打破了“階級司法”的僵局？
（編輯：Winz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