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徒望

2008年初的這場冰雪，或許能讓我們在奧運的盛世期盼的激情中稍微冷靜下來。

在官方的言說，抗災的最后“胜利”是首先歸咎于党中央國務院的英明決策和嚴格要求。需要指出的是，這未必是一种客套，它甚至是符合邏輯和事實的。一個顯見的事實是，中國這個國家体制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在這場抗災救

當然，強大的社會動員未必是高效的，甚至有時候它是不計成本的。因此，一旦把這种強大的社會動員納入效益-成本的視野來進行考量時，這次春運的抗災救災也許有太多的東西和細節是需要檢討的了：比如政府的應急指揮調度能力、畸形的壟斷國有企業市場体制、民間組織發育不良等等老生常談問題被再一次頻繁提起。

早就有論者指出，在社會分化日益縱深的背景下，政府也已經沒有能力像過去那种可以事無巨細親力親為對社會生活進行規制和調節——即便它自己認為那些關系著國計民生的資源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實上，正是這些掌握著國計民生資源的壟斷國有企業，在這場雪災中被輿論稱為是此次抗災救災中一道不大靚麗的風景線：交通說鐵路沒電、電力說煤炭不夠、煤炭說交通運不出去。

也就是說，國家保留某些壟斷國有企業的目的是宣稱這些國有企業能夠給國計民生提供足夠的保障。然而吊詭的是，在雪災到來面前，我們看到的是國有壟斷企業急于抽身而出力圖扮演置身事外角色的相互推諉局面。

對于國家体制內的相關机构以及人員而言，上級的命令是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務”，更何況這是來自中央的行政命令；笑蜀先生在火車站目睹的整個救援活動基本上就是一場官辦獨角戲，并由此發出了“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軟的心”的感慨。

患難是能夠見真情的。与壟斷國有企業的推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組織、志愿者等所迸發出來的熱忱。別的不是，單是媒体輿論界适時響應廣鐵集團的“今年過年不回家”的呼吁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顯而易見，在“回家過年”成為最大民生訴求、而公共交通無法順利實現這一訴求的情況下，提出“今年過年不回家”是需要承擔輿論風險和道德風險的，特別是，如果這一呼吁只是單單由鐵路集團或者政府官員提出的時候，很容易會被認為是他們無能甚至推卸責任的例證。也正是如此，媒体輿論界對“今年過年不回家”的呼吁被輿論認為是体現了“普通民眾對政府最誠摯的諒解”。

對政府而言，它需要不斷去体味來自民間社會的真情和熱忱，但是，更重要的，政府需要在感受民間社會的真情和熱忱中去檢視自身對待民間社會的善意，并不斷去修正它那備受輿論所詬病的對民間組織的种种限制政策。沒有誰天生就是秩序的破坏者，政府不能只是在危急的時候才想起与民間組織“共渡難關”。

更何況，對于以建設“和諧社會”為自身目標的政府當局來說，“和諧社會”不僅僅在于政府在危急的時候有充分的社會動員能力來保證自己渡過難關，更重要在于，在危難來臨時，民間社會能處變不惊、井然有序，并与政府通力合作使災難的損失降到最低。可以設想，如果連危難時刻民間社會都會与政府共渡難關，這樣的社會何嘗不是理想的“和諧社會”。而要做到這一點，顯而易見，沒有一個充分發育、組織有序的民間社會，肯定是不可能做到的。

（編輯：Win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