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其堯

2004年10月間，奈保爾在接受印度一家媒体采訪時曾表示，他即將出版的新作《魔种》將是他的封筆之作，他已經沒有精力再創作下一部作品。這位時年72歲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對記者說：“我已經老了，而寫作需要巨大的精力，《魔种》將成為我的最后一本書。”他稱《魔种》將聯結起自己曾生活過的不同的世界，并將對自己的文學生涯作一個總結。《魔种》是其之前作品《半生》的續作，延續了作者之前几乎所有作品的共同特點：現實和虛构之間存在著模糊的界限；個人和霸權的關系不時顯現。作品的格調依然是陰郁、苦澀和略帶些辛酸。

誠如作者自己所言，這部小說聯結了作者生活過的不同世界，也是對作者文學生涯的總結。說實在的，我一直不怎么明白書名為什么叫做“魔种”，直到讀到最后一句，才仿佛明白些了，卻也不那么肯定。种子總代表希望，即使是炒熟的，在知道真相之前，希望也還總是有的。或許，故事里的那些人，主角威利從西柏林走到印度再走到英國所接触到的每一個人，都像是揣著這么一顆种子，暗暗希望它發芽、生長。攀到云端里，他們就可以順著這藤爬上去，去抱回那只在童話里下金蛋的鵝；只不過，后來他們發現，那顆种子，可不就是炒熟的么。所以威利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失敗者，他們的失敗，或者是陰差陽錯，或者是水到渠成，仿佛是那么自然，又總是似乎透著那么一點可笑。

整個故事有點像所謂的“流浪漢小說”，靠主角威利的雙腳、雙眼和雙耳，把東西南北的那些人、那些經歷貫穿起來。威利，印度人，幕布剛啟時，正是四十出頭，流落在西柏林。的确是“流落”，因為沒有職業，沒有自己的住處，靠妹妹收留，也不知道該去哪里安放自己接下來那數十年。

在他与妹妹的交談之間，我們知道了他的過去：父母家族的种姓等級懸殊，年輕時去倫敦求學，將畢業時遇到了一個葡裔女孩——他后來的妻子，然后一同去了她生長的非洲，在那里——在妻子的產業、妻子的生活里，蹉跎十八年，終于決定放棄婚姻，轉而投奔妹妹。西柏林，相對于戰后廢墟的非洲，是世界的另一端，生活井然卻已被完全簡化。妹妹指責威利從來只知逃避而不敢正視自己的責任，推荐他讀《甘地傳》，要他像甘地那樣，四十歲時立志開始新生活。偶爾，他們看見一個賣玫瑰花的泰米爾人，想起自己逃离的過去，想起祖國正在進行的游擊戰爭，于是向來心怀天下的妹妹設法和遠在印度的革命組織取得了聯系，送威利去打游擊，去投奔那里一位卓越的革命領袖，于是威利見到了闊別的祖國、久違的家鄉人——卻那么陌生。他隨部隊輾轉于村鎮与叢林，發現原來情形完全出乎他之前的想象，那位革命領袖已經眾叛親离，自己正被异己所包圍，威利的惟一慰藉是能夠不時收到西柏林的來信。他看著組織宣揚的所謂革命理想如何与現實格格不入，听著革命家們如何高談闊論——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嘴里的大道理，如何從各自的命運中掙扎出來——以為加入所謂革命就能夠報复他們所憎恨的一切：低微的出身、富人的嘲笑、壓抑的性欲、不忠的妻子，又如何紛紛落人各自的命運中——或者被擊斃，或者被清洗，或者被捕，或者逃亡。而威利的命運，落在監獄。他听從一位運動領袖的鼓動和安排，選擇了投誠，以為這樣就能清白地离開是非窩，因為他在游擊隊里消磨了十年，除了行軍、開會、討論、吃粗飯，根本就沒做過什么，十指洁淨得出人意料，最后卻被投入監獄，多虧那位運動領袖的出賣。監獄里的政治犯待遇，竟完全就是游擊隊里的那一套，無休無止的政治學習、空洞乏味的政治討論——他開小差，有一大半原因不就是為了逃避游擊隊里的學習么？他只得斗膽向監獄長提出無理要求，要求把自己投到條件惡劣許多的普通牢房。這時候妹妹再次出現，再次利用她的運動能力，設法營救威利出獄，把他送去了三十年前他不知怎么就离開了的倫敦。在倫敦接應他的是一位三十年前的老友，一位曾經幫過他不少忙的律師，這次又幫了他一番，收留他住下，帶他結識富豪，替他找到一份輕松的工作，讓他有机會年過半百而發現自己真正有興趣的職業，最后還領他觀摩了一場婚禮，胜利者的婚禮——主角是一位黑人祖父，他唯一的人生理想就是生下一個白人孫子，能牽著孩子的手在眾目睽睽之下旁若無人地散步。婚禮之后，威利似乎大徹大悟了，他看到災禍的產生与解決原來是相依相存，但這樣重大的發現，他卻再也無法与支持他多年的妹妹分享，因為這樣的世界觀太不“理想”。

這就是奈保爾找到的“魔种”，包含著禍端，也包含著解決，是一切尚待萌發的混沌。

（編輯：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