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据報道，1月23日上午，廣東省兩會期間，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分組討論審議兩院報告之時，直言司法系統存在一些問題，如某些地方檢察院收取行賄人的保釋金而并不退還，甚至演變成一种創收行為等。其間，他的發言屢次被打斷。
吊詭的是，打斷者并非遭批評的對象，而是与他一樣具有批評權的
省人大代表們。如其中一人對李的尖銳發言表態：“這話可是你說的，不代表我們的意見。”“這話只有全國人大代表可以說，省人大代表不能說。我們都听不見。”“不要把我寫上，我沒有這個意見。”最終他將意見付諸行動：直接走出會場。
盡管李永忠不斷強調，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的發言可以免責，不受追究，但對這位一直持反對意見的代表而言，猶如對牛彈琴。該代表若真不認同李的發言倒也好，可注意他的措辭：“全國人大代表可以說，省人大代表不能說。”不在于說的對不對，而在于能与不能，身份成為一劍封喉的決定性因素。說到底，代表者代表的不是民意，而是職位、權力和既得利益的斤斤計較，他們的纖細喉嚨塞滿了利弊權衡的稻草。在整個中國人大代表制度當中，這類人到底占少數，還是絕大多數？他們如何披上了人大代表這層金光閃閃的外衣？
是否代表民意先不論，在言論免責的政治語境之下，該代表為什么還表現得那么緊張惶恐，乃至以退場表明他的決斷？
竊以為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面。
第一，相關法律政策規定的人大代表言論免責，是否得以徹底落實？代表者吃過苦頭，便有井繩之憂，再上會場發言，顧忌重重，亦可理解。新聞里的那位代表認為“全國人大代表”可以“摸小尼姑的光頭”，“省人大代表”則不行，正是兔子不吃窩邊草，比較李永忠，他距离危險和災難的源頭要更近。宁可淪為公眾的笑料，也要明哲保身，不做出頭鳥。這种政治病的一個症狀，即是對“免責”的高度不信任。他之毅然退場，不僅指向內心的恐懼，還指向懸在真空的免責机制。
問題的另一面，其實上面已經點到了。人大代表的恐懼，實質上是對粗暴、縝密、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行政權力的恐懼。作為立法者的代表，所能依仗的惟有民意，但飄零散落的民意無法對抗高高在上、有條不紊運轉的行政權。固然，按法理說，政權之建构出自民意之授予和承認，人大代表，本來應該是民眾的麥克風，如今卻蛻變為肉食者的傳聲筒；本來應該屬于民眾之一員，如今卻官僚气十足。
要知道，人大代表不是官，不拿工資，不隸屬行政隊伍；他們是政治權力的授予者和監督者，而非行使者。實言之，他們才是權力的原初主人，沒料想喧賓奪主，卻得看政府的眼色行事。權力的沉淪，加重了人心的恐懼，盡管最該恐懼的是政府。
恐懼是人類的天性。哲學源于惊訝，政治源于恐懼。基于恐懼感，人們才走出自然狀態，結成政府。政府本應是恐懼的產物，現在卻升華為恐懼的源頭，其間流淌的事理，正可以用來詮釋人大代表之恐懼的制度根源，即權力混沌化，像一團糨糊。連區分頭尾因果都困難，更別提實現三權或五權分立來祛除恐懼的气味。
當然，即便實現了權力分立和制衡，人大代表仍免不了心理恐懼。只不過，這不再是對行政權的恐懼，而是擔心完成不了選民交付的使命，對洶涌民意的恐懼。后一种恐懼感實屬正常，就像我們夜里走路，忽然听不見自己的腳步聲，心頭陡然一緊。
（編輯：Rob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