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望
去年以來,以糧、油、肉等食品為主導的居民消費价格大幅上漲,給低收入群体的生產生活帶來了較大影響,其總体支出增加,生活質量下降,生存壓力加大。對此,參加廣東省“兩會”的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議,廣東應建立糧食儲備、食用油儲備、豬肉儲備,并在物价顯著上漲時期恢复票證供應制度(1月16日《新
快報》)。
恢复票證供應制度的建議很容易把公眾的回憶帶到計划經濟時代,那個時代的刻骨銘心教訓几乎已經讓這种制度在實踐中被剝奪了為自己合理性辯護的權利。因此,雖然朱列玉代表謹慎加上了“在物价顯著上漲時期”的前提性條件,仍不免遭到輿論的奚落。不少人認為朱代表的主張是在開歷史的倒車。
我相信,朱代表的主張肯定會碰上這些類似的難題:究竟什么時候才算是“物价顯著上漲時期”?現在算不算?“物价顯著上漲時期”的周期為多久才是政府實行票證供應制度的合理時机?票證應該給哪些人?給不給外來工?這些問題,面對著在一個瞬息万變的市場經濟環境,我看很難找到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答案。
我們可以理解朱代表的善意和焦慮———畢竟公眾所感受到的是有關部門在物价上漲的調控措施上的軟弱無力,而這相信也是一些輿論贊同的原因和理由———在物价漲聲一片的情況下,政府确實應該想辦法如何切實擔負起其民生責任,保障低收入者生活必需品的供應。
以恢复票證供應制度來試圖解決目前由于通脹、物价上漲帶來的民生困境的思路,這正應了不少經濟學家對中國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遷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曾有所告誡的,當人們覺得市場無法解決存在的問題時,總是習慣依賴政府的力量,這樣很容易導致我們過分相信政府的力量,從而走回計划經濟的老路。
當然,在目前官員考核制度本身的制約下,可以理解的是,對于政府特別是在任的官員而言,他們解決當下某些實際問題的熱情和動力顯然比去建立一個更為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顯然要高得多,可以想見,建立一個更為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的目標對于他們來說太過遙遠,如果票證供應制度能夠解決當下民生困境,即便是在走計划經濟的回頭路,對于他們來說,這既可以消解公眾輿論的某些壓力,同時也可以在其任內為其帶來相當的“政績”,何樂而不為呢?
當然也必須承認,政府有其民生責任的擔當,但是這种擔當不能是政府通過各种背离市場經濟規律的手段去完成。比如,在面對物价上漲帶來的民生困境等問題上,從長遠來說,我們應該要求政府創造一個公平、透明、法治的市場競爭環境,增強民眾市場博弈的能力;而對于迫在眉睫的問題,政府确實有責任通過建立諸如糧食、食用油等的儲備以維持市場的充足供應,從而防止物价的進一步上漲;而對低收入階層來說,他們最需要的是政府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而不僅僅靠几張發到手中的票證來幫他們渡過短期的難關。
(編輯:侯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