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國，個別學者拿著所謂“理性”標杆去批判所有導致中國今天制度的社會運動，特別是愛國主義運動，貶低中國20世紀社會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這樣的思想成了2006年新版上海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指南，卻沒有主流媒体刊載批評的立場。沒有昨天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被閹割了精神的“理性”，會讓孩子們成為沒有血性
的行尸走肉。沒有“精神”，中華民族是不可能世世代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這精神的骨架，就是我們的核心价值体系。
———潘維：《中國問題：核心价值觀的迷失》（《領導者》）
實際上，綏德縣縣長、公安局長、教育局長，首先應當被停職后接受調查，有他們繼續當政，所謂“對該事件進行全過程調查，并依法追究責任人”必然會有阻撓和壓力，難以查清真相。如此看來，榆林市委的決定，讓人感覺僅僅是官官相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目的是哄，只是想轉移媒体視線、蒙混過關而已。
如此看來，我們的有些官員，在對付群眾的問題上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經驗，具備了很多“邪惡智慧”。所以，“校長強追縣長簽字被拘留事件”是一場公民權利与腐朽強權的較量，媒体和民眾對此事件的關注不可放松，而應當跟蹤追問，直到真相大白并有一個公正的結果為止。
———高一飛：《“校長強追縣長簽字被拘事件”中的邪惡智慧》（天益网）
英國一位學者曾這樣對我概括中國因素給世界帶來的變化：凡是中國能大量生產的，你就要盡快回避，否則你自掘墳墓。凡是中國不能大量生產的，你就要拼命生產，那才無往不胜。這种頗為夸張的說法倒是勾畫出了中國崛起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大量机會和挑戰。
———張維為：《中國崛起的多重意義》（《學習時報》）
（編輯：侯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