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評論員　方舟  

對于會議政治，國內媒体早已練就出了對一种新提法、新概念的高度敏感。因此，對于“生態文明”這個概念首次被寫進党代會報告，輿論自是關注有加。從胡錦濤總書記對這個概念的闡述看，生態文明基本涵蓋了科學發展觀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整体要義，實乃高屋建瓴的東西。

据傳，將此“生態文明”概念，并包括此前已出現在政府有關政策文本中的“環境友好”等概念引入中國最高決策層政策文本里的人，乃現任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的潘岳。外界認為，雖是作為本屆政府的一位在任官員，但潘岳給人的印象卻有著某种充滿道德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精英人物的成分。這种背景顯然給本屆政府的執政能力帶來了加分效果。可提升的說法是，中國的環境保護不能沒有制度，但相比之下，中國的環境保護更不能沒有一批具道德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制度构建者和執行者。

1998年中國經歷了世紀洪災的發生后，輿論在論及政府作為時開始經常提到一個詞：新政。在這個所謂的“新政”含義中，關注環保或關注自然与社會生態的平衡是一個重要內容。簡單地說，當時的一代領導人已經意識到要如何將環境保護納入到執政的考量中。

2003年春夏，中國又經歷了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的考驗。有媒体將此事件列為了從十六大以來中國所經歷的十大國計民生事件之首。因為有這個背景，党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便將環境保護訴求提升到提高党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五大執政能力之一的高度。由是，一個更能体現科學發展要求的“新政”日益建立并完善起來；也由是，体現人与自然和諧的環境生態，与体現人与人和諧的社會公平，前所未有地成了中國謀求進步的兩個輪子。

然而，根据國家統計局的報告，2002年的十六大以來,GDP以及多個相關的經濟指標均完成了目標，但按照十六大提出的一些社會、環境等目標方面，實現情況并不如經濟。

而据2006年度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顯示，有86%的公眾認為，環境污染對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響。39%的人認為，環境污染對本人和家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或較大影響。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不僅影響和制約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而且還直接威脅到了人類自身和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

顯然，資源短缺和環境形勢嚴峻已成為中國下一階段影響社會和諧最重要的潛在因素之一。正如潘岳所言，當未來30年人口總量、勞動就業和老齡化三大高峰同時來臨時，當我們仍按照拼資源、拼消耗的方式去增大經濟總量時，當我們仍無法解決城市工業化与二元結构、就業的矛盾時，當經濟受益者与環境承擔者因分屬不同群体而使社會矛盾激化時———我們將怎么辦？

這就是為什么十七大要將“生態文明”這個概念寫進党代會報告的原因。

當然，我們也不妨將我們討論的生態文明提升到綠色价值觀之上———也許作為一种執政理念，這种生態文明更包涵著對政治生態平衡的謀求，具体便是体現出在發展模式上強調可持續，在社會關系上強調多元而公平，在政治构架上強調民主而公正，在國際關系上強調和平而多贏———事實上，環境問題的复雜性本身就在于，它首先還是屬于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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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