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愚

近來，日漸沉寂的作協，因為向几個年輕的“80后”寫手暗送秋波，明開大門，而再次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先是有官員聲稱一些選秀明星———比如李宇春以及韓寒等“80后”寫手，如果他們愿意提出申請，只要通過了資格考核也可以加入文聯、作協。接著，近日又傳出，經著名作家王蒙、文學評論家陳曉明鄭重推荐，

像作協這樣的机构，是否接受這些號稱“80后”的寫手，乃至于是否接受像芙蓉姐姐、國學辣妹這樣著名的人体藝術實驗者，本來和大眾并無多大關系。但是，《京華時報》9月25日報紙報道的著名評論家陳曉明、著名作家王蒙兩位先生，對郭敬明的評价，卻确實太忽悠大眾的智商了。

報道寫到，陳曉明先生認為，郭敬明的作品“寫出了這個時代文學所具有的新的品質和感染力”。我不知道這個評价在陳曉明先生心目中的重量到底如何，因為評論《紅樓夢》、魯迅小說，大概也不過于此。而評价《讀者》里面的隨筆，瓊瑤、席絹的愛情小說，汪國真的詩歌，這個評語卻也同樣可以适用。

其差別就在于，評論者到底是以文學、精神作為標准，還是把大眾的口味作為標准。倘若是后者，那么，我們同樣可以說，超女的躥紅，体現了這個時代的音樂所具有的新的品質和感染力。

事實上，這個時代，就像魯迅說的，是一個“方生方死”的大時代，傳統在急遽地潰亡，新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都尚未形成，我們体驗到了价值体系的崩潰，卻產生不出像托斯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家，我們体驗到了各种各樣的荒誕、虛無，卻沒有出現和卡夫卡、加繆相對應的作品，我們体驗到了社會的急遽變化，卻產生不了像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那樣的巔峰之作。

甚至，文學最基本的功能，即反映、回應這個時代的生活，也被消解在文人對苦難冷酷的觀賞（像余華的《活著》），對腐朽生活的摩挲（像賈平凹的《廢都》）之中。在作協的体制下，面對現在的文學狀況，奢談什么作品“寫出了這個時代文學所具有的新的品質和感染力”，總体上体現了現在文學批評的判斷能力。

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針對郭敬明鐵案已定的抄襲事件的評論，就更加讓人摸不著頭腦。王蒙認為，他推荐的不是先進人物，一個人從事寫作這個行業，只要勤奮創作，夠條件就可以入作協了。按照這种邏輯，每一個抄襲者都可以用“不是先進人物”來作為免罰的托詞。

作協吸納那些有名的寫手，實際上出于一個官僚体制進行自我調整的需要。在市場化大行其道的今天，一些寫手通過迎合大眾的口味，降低文學的標准，把小說寫成《故事會》，把散文寫成《讀者》，甚至把裸奔當成行為藝術，都能夠獲得知名度，產生影響力。這种知名度和影響力，恰是作協這樣的机构現在所缺少的。結果，体制的花瓶敞開大門，市場的花瓶趨之若鶩，而傷害的是文學。

（作者系知名网友）

（編輯：曉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