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逸儒

筆者不久前赴美，旅途中抽空看了一些文章。其中有篇有關英屬印度在1857年叛亂的文章，當時印度人起而反抗的一個重大原因是，英國人以統治者的姿態，強迫印度人接受外來不同、自以為是、更為先進的觀念，當時的英國的政策名稱就叫前進政策，目的是要在印度建构英國式的律法、科技和基督教价值。

文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前所長王賡武教授月前在一個專訪中談道，中國政府早已意識到社會科學由歐美學術界主導，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被西方的政治和社會价值觀所影響。“許多西方學者會使用自己的標准評定中國，指中國這個做得不對，那個做不好，（這）根本沒有幫助。世界根本不是這樣；中國的當地情況和其他國家非常不同，就算有什么不足之處，不一定要根据西方國家的標准來改革。”王賡武教授是一位國際級的知名學者，經常被形容為海外華人研究領域的重要奠基和開拓者，他對當代中國的精辟見解深受國際重視。其言一語中的。

另外，在7月間，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位得主到台灣來參加一項學術活動，該學者雖然談的都是經濟方面的概念，但也明确地指出，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特殊的時空環境因素，可能還有文化的傳承和价值觀念在內。外界必須對其內容和實踐都有深入的了解，不能、也不必硬搬、硬套在另一個地方，如果勉強為之，最后可能以失敗告終。

筆者稍早也曾撰文強調北京在進行政治現代化及民主改革的同時，必須以負責任的態度和方法，循序漸進、腳踏實地地采取有計划、有步驟的方式為之，而不能、不應在外國的壓力之下自亂陣腳。

中國大陸的民主、人權确實還有很大改善的空間，貪污腐敗及政府決策透明化仍然有待加強，但我們到底是希望中國進行激進、不負責任的政治改革，或以漸進的方式為之，因為万一中國的改革出了亂子，台灣將首當其沖，而且還會令全世界受害。

其實，根据筆者多年來和許多西方外交官員接触的結果，各國公開是一套說法，但私底下也都承認，中國人民現在是比以前享有更多的自由，不過他們也更期望，中國能由當年的專制极權早日過渡到民主憲政的階段。

西方的民主有其值得稱道之處，民主的普世价值應當受到肯定，但西方的民主并非唯一的發展道路，台灣漸進式的民主發展已然出現許多缺陷，新加坡的控制型民主多少仍有威權主義的痕跡，中國學者過去所主張的新權威主義現已無人再提，但各地的發展模式，在大的方向，以及相關經驗的成敗、得失、利弊方面，或許對中國大陸仍有參考、比較、示范、研究的作用。

胡錦濤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發展，此言不虛。除了一些普世的民主价值規范之外，中國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在中共十七大前夕，特別提出此文藉供思考。（摘編自《聯合早報》）

（編輯：曉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