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人有話說

■按照我個人的估計，中國的城市化率是36%，不超過38%。我的一個觀點是：中國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是中國社會穩定的一個特色，根源在于中國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根源也在于城市政府不可能把社會保障一下子、很快地覆蓋到全國的農民，而且中國的城市政府為了減輕治安和衛生防疫的責任，也不允許自發

■我們應該對農民工進行重新定義，一方面是放在城市化的框架之下來定義，但更主要的，是放在工業化的框架之下加以定義：農民工是就業地和居住重心長距离分离的勞動力群体。正因為如此，所以，每年春節，中國就出現了非常壯觀、甚至是悲壯的返鄉過節的場面。

■在現代社會，為不平等進行辯護，那總是說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保障能力的制約下，即使中國要實現城鄉居民在這方面的權利平等，也是有心無力的。一個善的制度的落實，也需要有諸多條件作為前提，有的條件，不是善心一發就可以自動具備的，它确實需要一個經濟發展的過程。

■戶籍制度改革問題的核心，是社會保障，目前中國的城市還不可能做到：城市來一個農民，就給他提供一份社會保障。想把農民工變為城里人，愿望是好的，也占据了很高的道德制高點，但做不到。戶籍制度的背后，其實是一個社會保障的問題，是城市社會保障与農村無保障的巨大落差。

■如果中國的社會保障是全國一体化的，那么，在這樣的條件下，土地私有不私有無所謂，也就是說，如果農民工在城市里失業后有社會保障的話，那土地是否私有化是無所謂的，但是，如果中國的社會保障尚未實現全國一体化，那么土地私有化就是災難，因為在中國，土地承擔了農民自我的社會保障的功能，國家無力為農民提供社會保障，連有些城市居民都保障不過來呢，而城市沒有土地，如果再沒有職業，這些城市居民的情況比農民還要糟糕呢。

■如果在目前的情況下推行土地私有制，那我們立即可以得出結論：首先，先失去土地的人不是富人，富人可能還要購買土地，失去土地的將是那些貧困潦倒的農民。———曹錦清

言論背景：著名社會學家、華東理工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曹錦清教授接受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网記者專訪談農村“城市化”問題。

（編輯：曉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