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九一八，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變”引發中日戰爭的七十周年紀念日，9月29日則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建交三十五周年紀念日，12月13日卻又是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紀念日———人們該用何种心情面對這樣的跌宕起伏、“悲欣交集”，輿論又該如何導引公眾認識當年的歷史与眼下的現實？
今天，如果國人同胞仍然沒
有走出民族仇恨的狹隘陰影、沒有找到戰爭邪惡的歷史源頭，則國恥日的憑吊則仍舊只是一种形式主義的過場。沉湎歷史悲情，常抱受害者心態，其背后是心態的自卑，其結果是行動的魯莽。
———《紀念國恥日中日關系應走出悲情》（中國評論新聞网）
盡管中國的一些產品的确有問題，但政治人物和媒体則要全力抓住這個机會。這樣，貿易和民主、人權、環保、奧運會等等方面結合了起來。
在西方政治人物的眼中，中國的每一种經濟產品都可以看出其政治含義。极端者甚至天真地相信，因為中國政府主要是依靠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向人民提供經濟福利而獲取合法性，如果利用貿易等經濟手段促成中國的經濟危机，那么中國的內部變革就會產生巨大的動力。
———鄭永年：《相互依存狀態下的中國國際環境》（《聯合早報》）
《史記》是偉大的，但解說《史記》和理解《史記》的人，有誰能像司馬遷那樣在歷史的空間飛翔呢？魯迅的文本惊世駭俗，可是几十年來人們在用魯迅最厭惡的方式解析他，將其生硬化，程式化，學生自然是反感的。
———孫郁：《我們在用魯迅最厭惡的方式讀魯迅》（《北京日報》）
須知道歉屬于道德的范疇，只是官員盡的一种道德責任，并不等同于行政問責。其實，公眾期盼的不僅是官員的一聲道歉，最想知道的還是對失職的處理結果。事實上，公開失職官員的處理結果，遠比登報“道歉”更有教育意義、更有實效。
———紀卓瑤：《公開“道歉”更要公開“處理”》（《檢察日報》）
（編輯：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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