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暉

對初涉文史之學的人來說，閱讀和揣摩前輩學術大家的著述，熟悉他們寫作中運思和處理史料的方式，可以說是每日的必修課。

學子們多半希望借此過程來了解前人如何達到論學的較高境界。然而，不少學術史上的大家，他們的著述

陳垣先生是近代史學的重要人物，与陳寅恪并稱“史學二陳”。然而對于我們這些后輩來說，最早接触到的陳垣先生的著作，未必是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釋氏疑年錄》、《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專門著述，而多半會是《史諱舉例》、《校勘學釋例》、《二十史朔閏表》等目錄學、年代學的著作。避諱學、校勘學与中西年代的互換等，是讀書時令人頭疼而又無法避繞的問題。陳垣先生將自己治學過程中對相關問題的經驗系統化、學科化，寫成具有厚重學術价值与廣泛應用价值的著述，給几代學者打開了進入學術殿堂的方便之門。在這類著作中，《陳垣史源學雜文》是十分特殊而且重要的一本。

所謂“史源學”，主要講授如何尋找每一條史料的來源。因為古人著書，大多隱括前人言論，并沒有全文征引的習慣。甚至為了自己立論的方便，歪曲引用前人言論的也有。至于下意識、無意識地誤引、漏引等，更是防不胜防。所以陳先生強調讀書時要重視史料的來源，只有檢查、核對史料的真偽，才能判斷前人立論的可靠与否。

陳先生的做法，是從清代顧炎武《日知錄》、趙翼《廿二史劄記》、全祖望《鮚埼亭集》等書中選擇文章，并考察他們在史源上是否可靠。顧炎武等人都是著名的史學家，他們的著述也都是學術史上的名著，但陳先生具有避諱、校勘、年代學等多門學科的修養，又經過長期的研讀，發現即使是大師的著述，史源上的錯誤也在所難免。舉一個例子來說，如《〈廿二史劄記〉六論〈魏紀〉對漢獻及陳留王書法》一文，針對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多回護”條批評陳壽《三國志》中多有回護筆法而發。陳先生根据年代學知識，指出陳壽比陳留王曹奐早死五年，所以并不存在陳壽故意不稱呼曹奐謚號“元皇帝”的問題。這里，趙翼因為缺少年代學的知識，所以犯了錯誤。又如《楊貴妃入道之年》一文（第94－97頁），据《楊太真外傳》考出楊貴妃入道之年，其結論与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中的結論一致，陳寅恪先生是以感嘆兩人“各撰論文，考楊貴妃入道年月。是時烽火連天，互不通問，然其結論則不謀而合，實以用同一材料，應有同一之結論”。

通讀此書之后，還有一個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陳先生的文章告訴我們，讀書還是要重視常見書，如重視正史。在《題〈蔡寬夫詩話〉》一文（第47－48頁）中，陳先生指出郭紹虞先生在《宋詩話輯佚》將蔡寬夫之名“居厚”誤為“啟”。這是郭先生誤信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的緣故，而沒有注意到蔡居厚在《宋史》卷356中有傳。當然，在1980年中華書局新版的《宋詩話輯佚》中，郭紹虞先生已將這個問題更正。探究史料的史源也并不只是簡單的對錯問題。有時候，追尋一條史料的史源，可以借机考察重大的歷史問題，可謂“有意義的史學”。如《全謝山聯姻春氏》一文，從袁枚《隨園詩話》、全祖望《鮚埼亭集》、陳勾山《紫竹山房集》、鐵保《熙朝雅頌集》、楊鐘羲《雪橋詩話》等文獻中，考出全祖望与旗人春台索佳氏通婚。因与旗人通婚，全祖望遂在乾隆十年的冤案中得以免禍。陳先生總結說：“謝山承祖若父遺志，故國觀念獨深，其竭力表彰忠義，即無异提倡革命。然未遭清廷之忌者，以徒申忠孝之節，而不言夷夏之防，其与春氏聯姻，亦与《鮚埼亭集》卷首之頌揚圣德，用意相類，近代所謂煙幕彈也。”這是以小見大的范例。

《陳垣史源學雜文》于1980年初版，這次的增訂本一方面補充了陳先生的8篇文章，另一方面又增加了6個附錄，其中不但有可藉以窺見陳先生對史源學這一學科整体設想的《陳垣有關史源學及史源學實習課的論述》、《陳垣講授史源學實習課的教學資料》等珍貴材料，而且有几篇當年經陳先生批改的史源學作業的圖版。眾所周知，陳垣先生門生遍天下，而且在學術上有成就者居多。把玩這些泛黃的圖版資料，我們不禁聯想到在學術薪傳的過程中，老師与其傳授再多的具体知識，還不如傳授史源學這樣的“點金之術”，讓學生受益無窮，獨自去攀登治學的高峰。

《陳垣史源學雜文》（增訂本）

陳智超編注

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

2007年5 月第一版

定价：1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