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原副總統戈爾（AlGore）的新書《對理性的攻擊》（TheAssault On Reason）提出了針對大眾的悲觀論調，認為我們顯然是政治上的文盲，質疑我們處理時代大問題的能力。盡管戈爾保持對因特网的潛在民主力量的一些希望，他的總体分析顯示在未來一段時間，那些

戈爾在公共參与衰落的考察中辨認出來的主要罪魁禍首是媒体。事實上，他提供了古典“媒体影響”主題的自己習慣的變体。因為被存在無所不能的媒体觀點的誘惑，戈爾似乎認為大眾缺乏辨別、反思以及在重要問題上自己思考的能力。

《對理性的破坏》受到自由派思想的強大傳統的影響，表現出對民主失敗的失望。戈爾重新回顧了啟蒙的精英對容易上當受騙的、受到誤導的大眾持續失望這個經典的主題，并賦予了新的能量。1922年美國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發表了体現精英的民主觀點的經典作品《公共輿論》。在政治精英還不必審查他們的語言的時候，李普曼警告說絕對的文盲選民的比例遠比評論家怀疑的要高。他說這些政治上的文盲在“思想上是孩子或者野蠻人”，因此成為那些試圖操縱別人思維和行為的人的天生獵物。李普曼認為公眾、公共輿論不知道他們的最好利益是什么。

可能因為個人在投票箱的經驗，戈爾對于媒体的“勸說力量”感到擔憂。他相信大眾媒体的廣播、宣傳、公共關系的新形式等的綜合影響已經把理性從公眾世界赶出去了。他擔心媒体激發起人們“不是通過邏輯、理性和反思”得出的反應。他說制造贊同已經讓民主成為中空的東西，意味著“公眾常常被勸說接受或者歡呼實際上危害自己利益的政策”。

他注意万能媒体的反面就是認為大眾基本上是被動的、容易上當受騙的傻子。他聲稱“當民意調查顯示四分之三的美國人相信薩達姆侯賽因應該為‘9-11’襲擊負責”決不是歪曲時，表達的不僅僅是失望，戈爾寫道“布什不會讓人信服地給增加空气污染的法案貼上‘清洁天空倡議’的標簽”或者稱增加國家森林采伐的法案是“健康森林倡議”，除非他相信公眾從來也不知道這些法案實際上做了什么。從這個角度看，公眾的無知實際上是美國政治生活的基礎。按照戈爾的觀點，這個悲劇的罪魁禍首是電視。他說“一個每天花費4個半小時看電視的人和每天看4個半小時書的人的腦部活動模式是非常不同的”。

李普曼和他的同類思想家相信大眾是不可靠的，因為他們孩子气的情感控制了他們的思考和行為。這种把公眾作為非理性囚徒的觀點是建立在公眾更容易受到感情而不是理性的支配的信念基礎上。戈爾似乎對受過良好教育的專家的著作比對通過公眾辯論而得到的觀點有更大的信心。他特別相信專家，連續不斷地對比明顯客觀的專家意見和布什政府的意識形態觀念進行對比。一次又一次，他指控布什拒絕“最好的證据”，不听專家的意見。戈爾說“把最好的科學證据附屬于意識形態推動的信念是通過歪曲和壓制最好的可能信息控制政策的另一個策略。”但是，專家意見和可靠的政策制訂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复雜的。專家意見很少是問題的最終裁決，常常不過是代表了受教育者的觀點而已。戈爾正确指出了這個事實有錢人的意見往往比“其他人的觀點更重要”。但是他擁抱專家意見獨特和更有价值的觀點顯示他也接受觀點應該分等級的觀點。

在戈爾看來，公眾的無知是美國政治生活的基礎。

實際上，人們可能認為通過吸取專家意見把政策制訂專業化的傾向實際上造成了戈爾自己也感到擔心的公眾領域的退化。畢竟，專家提出的觀點很少成為普通民眾辯論的話題。隨著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被專家提供的“最好建議”來管理，從我們吃什么到如何對付犯罪到气候變化問題，政治辯論的領域變得越來越狹窄和受到限制。戈爾警告說“當公眾在政治過程中只是觀看，聆听，沒有說話的份儿，整個政治過程就是騙人的。”但這正是當今提升專家意見的地位后給公眾分配的角色。有時候，戈爾意識到在政治和社會討論中“專家知道得最好”的想法背后隱藏著家長制的意識。他寫道：“許多提倡某項主張的組織，不管是進步的還是保守的，常常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他們已經掌握了真理的特權，不過是要‘教育’別人他們已經知道的東西。對這种態度的反感是美國反智主義傳統重新抬頭的眾多原因之一。”

他接著說當人們不被認真對待的時候，不被給予“平等互動的机會”的時候，他們“自然開始抗拒專家知道得最多的假定。”不幸的是，他沒有徹底探索這個觀點的隱含意義。 

（倩茹／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