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心愛的儿子在“9·11”事件中不幸遇難后，這位堅強的母親決定做一件她認為這輩子最有意義的事。与布什政府發動阿富汗戰爭不同，她選擇了前往阿富汗當地辦學校，讓那里的女孩們有机會受到教育。

“我站在這里，直面那些恐怖分子。加強這里的教育是阿富汗的未來。加強他們的教育條件，不正是對

2002年复活節過后不久，莎莉和唐納德·古德里奇夫婦家中的悲傷還沒有真正散去。春天已經來臨，但他們自己仍然猶如身處一場迎接遠方親人歸來的儀式當中。

他們等待遠行歸來的是他們的儿子、33歲的彼得和他的妻子。時間要追溯到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他和他的妻子一起乘坐美航175號航班回家。彼得一向不太喜歡乘坐飛机，因為他總是擔心會發生空難或者劫机一類的事。但不幸是，越是不想發生的事，卻越是要讓他碰上。他所乘坐的美航175號航班成為“9·11”事件中第二架撞向世貿大樓的飛机。

几天后，曼哈頓下了一場雨，沖刷著世貿大樓遺址上依舊冒著的青煙。莎莉和唐納德相互擁抱在一起，他們痛哭流淚，心中充滿了絕望。

他們花費了很大力气才重新振作。在經歷了這番痛苦后，他們決定開始自己的一項新旅程，以此來抗議肆虐全球的恐怖主義。他們知道，在天堂的彼得也會希望他們這樣做。他們打算前往恐怖主義的發源地。

64歲的唐納德是一名律師，一開始，他組織了一群“9·11”遇難者家屬，向美國政府和航空公司提出索賠。后來，他又前往華盛頓，站在國會外面，大聲宣讀他的要求及宣言，并大聲向恐怖主義發出抗議的聲音。

2004年8月，莎莉開始踏上了前往阿富汗之路。

莎莉希望了解，在這片經歷了30年戰火的土地上究竟遭受了什么樣的磨難？她也希望了解，為什么這里的人們仍然選擇了忍受？她希望擁抱這里的人們，特別是孩子們，她想了解他們的需求。而且，她也要竭力去幫他們完成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作為一名教育家，帶著愛儿喪生的悲痛，她開始了一段阿富汗教育之旅。

剛到阿富汗時，莎莉的情緒還處在非常低落及傷痛的狀態之中。她一想到這塊土地曾經是害死她儿子的凶手本·拉登藏匿過的地方，她的心情就無法平复。有時她還會想，現在在她身邊的普通阿富汗人會不會也曾經幫助拉登避難呢？但很快，仁慈的心使她很快理解，阿富汗人民并非是“9·11”事件的元凶。

唐納德和莎莉決定籌集25万美元在阿富汗建立一所學校，准備招收500名阿富汗女學生進入學校學習。此外，他們還積极籌款，准備建立另外兩所學校及一所孤儿院。在塔利班政權統治期間，生活在這里的女孩們是不被允許上學的。“9·11”事件后，美國發動了對阿富汗的戰爭，塔利班政權倒台。

新興的阿富汗民主体系首要做的就是恢复他們以前的教育制度，讓女孩們回到學校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阿富汗有著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莎莉与唐納德選擇在阿富汗最保守的普什圖部族地區建立他們的學校。他們知道，在這個特殊的地區中，一所學校是迫切需要的。

彼得·摩根·古德里奇出生于1967年10月1日，那一天，正好是波士頓紅襪隊的一場關鍵比賽，莎莉生下彼得后問的第一句話居然是：“誰贏了？”

在家庭相冊里，少年時期的彼得是個個子高高卻帶著害羞笑容的男生。莎莉与唐納德說，彼得是個很討厭暴力的人。在他讀中學時，他就對那些專門欺負弱小的學生深惡痛絕。彼得還是個國際象棋高手，大學二年級時，一位也是下國際象棋的同學仗著自己的水平比其他人高便傲慢無禮，彼得看不過眼，努力提高自己的棋藝，最終打敗了那名同學，也替其他同學爭了口气。

大學二年級的象棋比賽胜利，讓彼得更加堅定自己的“正義之路”，他一直渴望在人群當中爭取到最大程度的公正与公平。他博覽群書，包括哲學、文學及許多其他方面。因此，他一直有著無窮無盡的求知欲望。唐納德說：“他一直想解開生活中一些無法解釋的謎題。”彼得与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都有著友好的關系，塞爾維亞人、敘利亞人、東正教徒、猶太人、錫克教徒等等，他几乎能處理好与每一個人的關系。人們都認為彼得是一個重視友誼的人。他從不歧視文化与宗教間的差异，經常把他的各种各樣的朋友帶到自己的溫暖的大家庭中。

在貝茨大學畢業后，彼得開始學習《可蘭經》，并且用英語對穆斯林書籍的一些內容進行注釋。在他去世后，他的家人仍然將《可蘭經》保存完好。但誰會想到，他一直致力研究的先知也無法預示他的命運，更諷刺的是，將他害死的卻是一伙聲稱信仰他一直研究的先知的狂熱信徒。

莎莉与唐納德最后一次見到彼得是在“9·11”發生前的一個周末。那個周末，古德里奇一家把家搬到了本宁頓，彼得是回家幫父母搬家的。當搬家工作結束后，彼得如同往常一樣跟父母道別，并且給他們每人一個招牌式的擁抱。

沒人知道那是他們最后的一次見面。

彼得出事后，莎莉与唐納德度過了暗無天日的三年。這三年間，他們感到了深深的絕望，沉浸在喪失愛子的悲痛之中，莎莉甚至開始酗酒，以此麻痹自己。

她曾經向神做過祈禱，祈求上天怜憫她，并將她拉出灰暗的低谷。但祈禱過后，她的心中依然一片空虛。

2002年春天，古德里奇一家收到政府的消息：在世貿中心廢墟中發現了一塊可能是彼得殘留的骨頭。經過DNA檢測后，這塊骨頭被證實是彼得的。從那時起，莎莉与唐納德開始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彼得真的死了。莎莉開始戒酒，但她身邊依然一直籠罩著气憤与絕望，她一直處于悲傷的极端點。更坏的消息接踵而來，莎莉被診斷出患有卵巢癌。莎莉說：“當時我感覺我的人生完全被毀了。生活、信仰、生存能力等等，我全部失去了。”

2004年8月的一天，莎莉從頹廢中振作起來了。

這一天，莎莉和唐納德收到彼得的一位童年好友，軍人拉什·菲爾森寄來的一封電子郵件。菲爾森當時在阿富汗服役，“為自己的國家而戰斗”。彼得的死對他也是一次极大的震撼。郵件講述了菲爾森在阿富汗的經歷，并且描述了阿富汗那些無家可歸、無學可上的孩子們的慘況。

莎莉說：“這就是故事的開始。我知道，如果彼得看到菲爾森的這封郵件的話，他一定會回复。于是我決定以他的名義來進行這一切工作。這是第一次，我感覺到彼得的靈魂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

一開始，莎莉与唐納德在美國籌資，然后把錢匯給遠在阿富汗的菲爾森。漸漸地，莎莉希望自己能夠參与更多的工作，她打算親自創辦一所學校。2004年，古德里奇一家開創了彼得·古德里奇基金會，并且為這個計划籌款18万美元。威廉姆斯學院的教授戴維·愛德華茲向他們提供了幫助，教授的研究助手米卡爾曾經是聯合國阿富汗問題顧問專家，他們一起幫助莎莉實行她的計划。經過一番實地考察后，兩位專家提議在洛加省建造一所可以容納500名女學生的學校，地點距离首都喀布爾開車只需要1小時時間。2005年底，學校工程終于完工。2006年3月，學校正式開學。除此之外，基金會還籌集了7万美元建造了另外兩所學校、一所孤儿院以及在庫納省挖了一口用以解決當地人飲水問題的水井。

此時，莎莉的卵巢癌并沒有好轉，癌細胞依然在她体內猖狂。對于自己的阿富汗之旅，莎莉說：“或者這并非一次信仰之旅，但這的确是一次讓我的信念回歸的旅程，而且也改變了我的信念。我開始思考自己的信仰，從更開闊的層次去思考。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描述，我只知道自己現在想做的就是幫助他人。”“在教育上幫助這些代表著阿富汗未來的孩子們，讓我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再次回歸。我不知該用什么樣的言語來感激他們。”

三年來，莎莉總共前往阿富汗三次。

2007年4月14日，在保鏢和阿富汗福利發展協會工作人員的陪同下，莎莉再次向她創辦的學校出發。臨行前，她收到在阿富汗的朋友的郵件，那可是個坏消息———塔利班對她學校里的學生發出了死亡威脅；一名意大利記者被綁架，他的阿富汗翻譯被砍了頭。但莎莉毫不畏懼，盡管她知道四周充滿了危險。她一直在抽煙，但那不是因為害怕，而是為了平复自己內心的激動。

莎莉說：“學校的學生們甚至每天前往學校都是一种冒險，我不能呆坐在家里了，我要不惜一切，去陪她們一起渡過這個難關。”臨行前，她朝自己的行李箱放進他們自制的果醬，還有一些是要帶給阿富汗一大幫朋友們的書籍和藥物。

她還給三個阿富汗家庭帶了禮物，這三個家庭的孩子們已經被送到美國接受教育，并由莎莉負責監護。這3名十多歲的孩子現在已經被莎莉認同為自己的家人了，她們都很擔心自己在阿富汗的家人會受到塔利班的攻擊。對于阿富汗的那所學校，莎莉也已經將其視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那是莎莉在阿富汗延伸的家庭。

“我必須去。”莎莉堅定地說。

4月13日，莎莉從紐約出發，經迪拜中轉的飛机最終降落在充滿煙塵和熾熱的喀布爾。莎莉的行李不見了，而她也已經筋疲力盡了。對于這次來到阿富汗，她還是感到有一點恐懼。在机場，与她居住的三名阿富汗孩子的家人和她在阿富汗的

朋友們熱情迎接了她。其中有阿富汗最大的非政府組織之一阿富汗福利發展協會的一些工作人員，他們与莎莉一樣都致力于發展當地的教育及民主建設，莎莉的學校便是由他們協助籌款建造的。學校的課程由阿富汗教育部門負責設置。

當莎莉走下飛机時，她几乎無法抑制自己內心的喜悅。她看到了這片土地上的改變，也看到了她的阿富汗朋友們的改變。

索拉亞是寄居在莎莉家的阿富汗學生之一，她的母親莎里法眼中的恐懼是顯而易見的。6個月前，莎里法与她的丈夫還有五個孩子收到了塔利班的死亡威脅，原因是她是莎莉的女子學校中的一名英文老師，并且她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美國去讀書。全家人都感到非常害怕，他們還搬了家，現在在喀布爾安家。

在炎熱的停机坪上，莎莉与莎里法緊緊擁抱在一起。兩位母親一起分享著她們對于未來的希望，分享著遠在美國的索拉亞對未來的憧憬，分享著每一位努力要求得到教育權利的阿富汗女孩對未來的展望。

离開机場后，越野車把她們送到了阿富汗福利發展協會的辦公室。近期，整個阿富汗的安全環境差了很多，包括學校所在的洛加省，塔利班對它不斷發出了威脅。

在洛加省，關于禁止女孩們去上學的威脅警告也越來越多。5名聯合國工作人員被路邊炸彈炸死，南方的自殺式炸彈事件越來越多，塔利班一直持續破坏著沿路的警察站點。正因如此，莎莉的所有朋友們都勸說她重新考慮一下自己的行程。但是莎莉覺得自己無法放棄自己的想法，她渴望見到學校中的那些女孩子們，這就是她到這里來的原因。在接下來的兩天中，有專門的保衛人員陪伴著她。到學校參觀的日子一改再改，而且在那里停留的時間不能很長，但是莎莉依然堅持一定要到學校去。

莎莉說：“這不是我的旅程，這是彼得的旅程。他不希望恐懼擋住我們的腳步。如果我們感到恐懼了，那么就是恐怖主義胜利了。”她微笑著說，仿佛自己所在的并非一個隨時充滿著危險的地方。“彼得一定希望我們能夠繼續前進。”

莎莉的車隊通過了軍事檢查站，那里的路邊通常是最有可能埋地雷的。在這個國家經過30年戰火的摧殘后，這一帶地方早已被炸得千瘡百孔。而現在，經過一段短時間的平靜后，附近還多了一片果園，綠油油的園林讓莎莉仿佛回到了自己在美國的家中。

莎莉說：“這里很漂亮，看到這片土地，讓我充滿了力量。受傷是我与這個地方的共同點，共同的傷害讓我們連接起來。來到阿富汗，讓我更進一步懂得了什么叫做傷害。阿富汗人民非常了解這一點。”

然而，莎莉對于阿富汗的巨大熱情卻無法得到她的家人的理解，為此莎莉承受了不小的壓力。

一些人覺得她的旅程是幼稚且不顧后果的，從而讓自己身陷險境。有人還會問她，她是否意識到她所深深熱愛并且投入的這片土地上，還有著不少仇視美國人的穆斯林。

每當有人問她這些問題時，莎莉總會感到气憤，她會用堅定的聲音回答：“我站在這里，去直面那些恐怖分子們。‘9·11’事件給我們的教訓是，我們美國人應當投入更多，去建設一個更加民主化的阿富汗。加強這里的教育是為了阿富汗的未來，這是我們的使命。作為一名‘9·11’事件受害者的母親，同時也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誰能比我更适合做這件事？”莎莉認為，恐怖分子把儿童招募到他們的軍隊中去，不讓他們接受教育，并把他們培養成自殺式炸彈殺手。“恐怖分子能夠這樣做，就是抓住了他們未受過教育這一特點。加強他們的教育條件，不正是對抗恐怖分子最好的方式嗎？”

莎莉的學校建在山里，這天天气晴朗，學校里的女孩們都在操場上游戲著。這里有著各個不同年齡段的女孩們，從幼儿園到12年級的女中學生。見到莎莉到來，女孩們都异常興奮，她們不停地沖上來拉住她的手。女孩們身穿統一的黑色校服，頭上裹著白色的絲巾，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快樂的笑容。校長是一名叫做莎瑪的女子，她站在所有人前面，走上前与莎莉擁抱。但很快，莎莉又被女孩們拉住，大家迫不及待想向她展示學校里一切的建設發展。

很快，女孩們的上課時間到了。四年級的女生正在教室里用阿富汗官方語言之一的達里語背誦著課文。另外一种官方語言是普什圖語，這也是這里大多數女孩們的母語。在另外一間教室里，女孩們正在上英語課。莎莉与校長手挽手地漫步于學校當中，她詢問了學校的學習計划和課程安排。作為一名教育學家，莎莉很關心這些細節問題。接著，她們召集了部分學生一起開會，研究她們的課程問題，當然，更重要的是關注她們的安全問題。

14歲的帕斯塔娜充滿信心地大聲發言，臉上一直帶著笑容。她仍然記得2001年前在她身邊發生的一切。那時，國家由塔利班政權控制著，而女孩們是不可能進入學校的。她用普什圖語說：“那時的生活很煩悶，而我也感到很气憤，但我們沒有權利气憤。我們全家都很怕塔利班，怕他們把我們關進監獄去。”

當被問到她希望用她學到的知識去做些什么時，帕斯塔娜說：“我希望成為國家未來的棟梁，這樣我就可以反抗那些要把我們帶回到過去那种生活的人，也可以反抗那些企圖摧毀我們國家的人。”

稍后，莎莉和校長以及村長就安全問題進行了談話。校長認為安全問題是日后學校發展的一個大隱患，但她也向莎莉保證，學校現在的保護措施做得很好，因為學校距离軍事駐點不遠，同時校內還有私人保安。

這時，校長從她的柜子里拿出一本《可蘭經》，這個版本跟之前彼得擁有的那個版本一模一樣。彼得的那一本，現在正擺在他的遺像旁邊。莎莉打開《可蘭經》，翻到彼得最喜歡的章節。她用自己顫抖的聲音朗讀起來，很快，她就控制不住地又流下了眼淚。校長走過來，擁抱了莎莉：“我們大家都在為彼得祈禱，他一定已經安息了。”

（歐志彬／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