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飛這個名字，几乎是中國新聞攝影的代名詞———盡管這一名字曾被歷史塵封了四十余載。作為中國最杰出的戰地記者，沙飛用自己數以千計的作品，樹起了中國攝影史上的一座丰碑。但對他傳奇的一生，則不論解讀或評价，都顯得困難重重。因為我們面對的不僅是一個以攝影机作為武器的

轉折一：從小康之家孤身走上攝影之路

19歲以前，原名司徒傳的沙飛一直生活在廣州這個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的重鎮。這個被其開藥店的父親視為“桀驁不馴”的強孩子，很早就受到各种激進思潮的影響，并顯露出一個現代藝術家的潛在气質：對人生苦難的敏感和同情，對自由創造不可遏制的向往；還有熱情、幽默与天真。1931年，沙飛在汕頭電台當報務員，收入不菲，且已娶妻生子。但沙飛同時還“愛上電影和木刻”，正徘徊于三岔路口，為何去何從苦惱著。這時，他看到了一份外國畫報，一下便被上面的“几張好的新聞照片”所打動，很快便決定“做一個前進的攝影記者”。由于這個瞬間的決定，中國乃至世界多了一個卓越的攝影藝術家；而沙飛自己，卻几乎失去所有的親人———他們全都反對他從事攝影，理由很簡單：浪費及沒有前途。1936年秋天，沙飛毅然辭職离家，赴上海尋求做一個前進的攝影記者的机會。從此，就像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那樣，沙飛在漫長的歲月里，獨自承擔了生命中難以忍受的孤獨。

轉折二：從司徒傳到沙飛

1936年10月2日，在國民党白色恐怖統治下的上海，第二屆全國木刻流動展覽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辦，展出了全國近百名作者600多幅作品。10月8日，新木刻倡導人魯迅帶病出席展覽會的閉幕式。在魯迅与青年木刻家林夫、曹白、陳煙橋、黃新波和沙飛親切交談時，沙飛抓拍下這難忘的場景。据木刻家陳煙橋回憶，當時按動快門的響聲使魯迅投來警戒的一瞥，但一見到沙飛，魯迅頓時釋然，還關心地問沙飛：“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嗎？”并說：“基礎打好才能產生好作品啊！”這一次攝影，沙飛為魯迅拍照達9幅，是魯迅一生中在同一場合下，拍照最多的一次，也是魯迅生前的最后留影。

10月19日5時20分，魯迅先生与世長辭。沙飛立即赶到魯迅家里拍攝了魯迅的遺容。此后，在上海人民和文化界向魯迅的遺体告別并結隊游行為魯迅送葬的時候，沙飛又是當時最活躍的非職業攝影記者，他用自己購買的攝影材料，与吳寶基、沈振黃及明星公司、良友畫報的記者一起，拍下了上海各界向魯迅遺体告別，千万人殯儀送葬，蔡元培、章乃器致悼詞和墓前演說，要求舉國一致抗戰，挽救民族危亡等歷史性的悲壯場面。

魯迅逝世的攝影報道，沙飛第一次以“沙飛”之名，在《良友》、《時代》等刊物廣泛刊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轉折三：從攝影記者到八路軍

1937年的1月，沙飛也因拍攝了一系列魯迅的照片被就讀的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勒令退學。這成了沙飛人生道路的轉折點。隨后，沙飛回到廣州，靠借錢舉辦了自己的首個影展。期間，他先后經歷了“生活的壓迫，妻子的威脅，商人的利誘”和自殺的危机。但他終于掙脫出來。當盧溝橋槍聲一響，剛剛又一次成功舉辦了“革命性”影展的沙飛，便立刻從桂林只身北上，站到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前沿。1937年10月，在太原“全民通訊社”做攝影記者的沙飛剛剛完成對平型關大捷的采訪，便見到了五台山抗日根据地首腦聶榮臻。在聶榮臻的親自批准下，他加入了八路軍，如愿當上一名戰地攝影記者。

也正是在八路軍的隊伍里，沙飛結識了白求恩。白求恩大夫喜歡攝影，身上帶著一部柯達相机和一些膠卷于1938年6月由延安到晉察冀邊區。開始，白求恩無法沖卷印片。當他結識了沙飛后，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兩個“影友”一見如故，他倆愛好、脾气、性格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再加上沙飛懂英語，語言能溝通，兩人很快成了摯友。白求恩在彌留之際將那部柯達相机送給了沙飛，一直到去世，沙飛都隨身帶著那部相机。

轉折四：從著名攝影家到死刑犯

嚴酷的戰爭年代中，沙飛那根藝術家的敏感神經備受折磨，漸漸地脫出了正常軌道。1948年12月，沙飛從華北軍區療養院轉到石家庄和平醫院，主要負責沙飛醫治工作的大夫是和平醫院的日籍主任醫師津澤胜。沙飛覺得，津澤胜在給病人切脈時，那食指和中指輕按在病人脈上的手勢同他在電報局里發電報的手勢酷肖，有時還一輕一重地一按一點，簡直就是把病人的脈腕當成了發報机按鍵了———這難道不是長期的職業習慣造成的下意識動作嗎？因此沙飛斷定，津澤胜一定是一個潛伏下來的日本特務。津澤胜替沙飛診病，凡是問及沙飛病情時，沙飛要么緘默不語，要么答非所問。

1949年12月15日，在“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下，沙飛向津澤胜連開兩槍導致其死亡。据當年的辦案人員徐桐崗回憶：“我當時寫的調查報告就明确提出，沙飛是由于精神不正常才導致事件發生。聶榮臻從政治上考慮到國際影響及与日本的關系，主張‘殺人償命’。”在被關押期間，監守人員在搜查時，從沙飛貼身的襯衣口袋中，發現了用蜡紙層層包裹的魯迅遺像的底片。監守人員要拿走，沙飛死死捂住胸脯的衣兜，并大吼：“這是我自己的東西，這是我參加革命前自己的東西！”行刑前，沙飛又用手習慣地按了按胸前衣兜里的魯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

●專訪沙飛女儿王雁：

我看他就像看一個歷史人物

1945年7月，分离了8年的沙飛和妻子在河北阜平坊里村重新相見。而王雁正是這對夫妻破鏡重圓后的第一個孩子。沙飛為這個女儿取名王小輝，以表達對改名為王輝的妻子的愛。王小輝上大學時改名王雁。王雁1946年5月出生在河北張家口，當時內戰即將爆發，尚未滿月的她就被送到怀安縣柴溝堡一個老鄉家。1995年，王雁寫作《鐵色見證———我的父親沙飛》，開始對沙飛生前故事的追溯以及攝影作品的宣傳展覽。

新快報：最近評出的“沙飛攝影獎”四位獲獎者顧錚、楊克林、楊延康、陸元敏，他們与沙飛在精神上有什么共同點嗎？

王雁：這是第一屆沙飛攝影獎，整個評獎過程中我們評的不是哪一個攝影家的哪一幅作品，而是更看重他們對攝影事業的執著与熱情，這一點是最重要的。特別是現在社會這么浮躁，他們四位都能將攝影作為一种心靈的歸宿，這是和沙飛的精神相通的。像楊延康拍陝西鄉村一拍就是十年，現在他又開始拍西藏，已經拍了兩年，這种堅持在當代是難能可貴的。就像我們評委會說的，對人類自身命運的持續關注是這四位獲獎者的共同點，也是沙飛攝影獎的自我定位与標准。

新快報：前年可以說是沙飛年，不少沙飛的作品和生平事跡都在前年進入大眾視野，還有你的《鐵色見證———我的父親沙飛》也是在2005年出版，那么您覺得現在大眾對沙飛的了解是否充分？

王雁：沙飛這個名字在攝影界的知名度其實一直是相當高的，但普通大眾對沙飛的了解還不夠，大多數人只看過他的作品，像他拍的魯迅、白求恩、將軍与孤女等，但不知道這些作品就是他拍的。所以我希望能將沙飛的故事拍成電視劇和電影，讓更多人知道相机背后的沙飛。

新快報：這些年您一直致力于沙飛作品的展覽和宣傳以及他生平事跡的追溯，你認為這些對當代中國文化界有什么意義？

王雁：我做的只是把他生前的東西整合到一起來，實際上對沙飛感興趣的不只攝影界。比如像他拍攝了很多解放前青年木刻家的照片，木刻界就對他興趣很大。還有研究魯學的，因為沙飛拍攝的那一組魯迅的照片，于是也來研究沙飛。其他的像研究白求恩的，還有長城的，都拿著他的照片去与實景一張張對照。所以沙飛的攝影作品的影響已經不僅僅是停留在攝影領域，對于整個文化界的意義都是很重大的。

新快報：沙飛出生于商人之家，家族內藝術領域人才眾多，如司徒夢岩、司徒喬等,這對于他成為專業攝影家影響有多大？

王雁：沙飛出生于廣州，當時的廣州就是全國民主革命和前衛藝術的一個中心地，再加上家族內很多親戚都從事藝術行業的工作，當然對他影響很大。另外他自己也是個很有悟性的人，在他之前有錢人拿著相机都是拍照好玩，可他就看到了拍照有記錄歷史的功能。其實沙飛之所以成為沙飛，是一個風云際會的結果，是那個時代成就了他。

新快報：沙飛對您的影響有多大？他在你心中是一個怎樣的父親形象？

王雁：作為父親，他的形象在我心里基本是淡漠的。我一個月大就被帶到鄉下，他去世的時候我才四歲，對于他的記憶基本就沒有。我常常說沙飛怎樣，他們就說你怎么也喊沙飛，我說難道我要叫他父親嗎，他生前我也沒這么叫過。他的形象真正在我心中建立起來，是從我翻看他的歷史資料開始，我感覺自己一點一點了解他接近他，像看待一個歷史人物一般看待他。

新快報：在您的書里提到當時趙烈批評沙飛“藝術家的孩子气”太重，你認為這是沙飛一生以悲劇收場的原因嗎？

王雁：我想沙飛一直都是隊伍里的一個另類，他只想好好拍照片，但是行政方面的工作又常常給他很大壓力，再加上他個人性格也是追求自由，像他自己說的一樣，想做一粒沙子隨風飄走。藝術家的自由和政治的壓力其實是無法解決的矛盾，特別是在當時那樣紀律要求很高的隊伍里，這些沖突都是不可避免的。

■沙飛拍攝的魯迅被公認為最傳神

■百團大戰前夕，聶榮臻召開主攻部隊首長會議。舒同、聶榮臻、楊成武、聶鶴亭（左起）在會議期間合影（1940.8平山吊儿庄）

（倩茹／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