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中國近年來的輿論不斷稱，一些知識分子利用自己掌握的不對稱信息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同時，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被指只為經濟利益說話。
這些往日被視為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作出過巨大貢獻的知識分子，為什么近年來成為公眾的批評對象？
理性地說，經濟學家的确不必迎合公眾的需要和情緒。經濟學意義上
“真理”不見得一定要為大眾所接受。但這并不是說，公眾對經濟學界的不滿就是毫無道理的了。當大眾意識到經濟學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時候，他們的不滿就要表露出來。
再者，并不是每一個經濟學家都要代表公眾利益的。在任何社會，有許許多多的經濟學家不可避免地代表著一些特定社會群体的利益。
如果是這樣，那么中國公眾抱怨的原因就在于他們找不到能夠為公眾利益說話的經濟學家。
實際上，這种現象不僅存在于中國經濟學界，而且存在于整個知識界。可以這么說，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要不為權力說話，要不為經濟利益說話。這些人在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那里被稱為“有机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是權力或者利益的有机体。
或許也存在著為公共利益說話的知識分子，即公共知識分子，但他們所持有的批評性話語，往往為批評而批評，找不到解決實際問題的方式。他們也因此沒有有效的管道和途徑來參与決策，影響決策。
中國目前所謂的政治上的“自由派”和經濟上的“左派”，在這兩個群体知識分子當中，盡管也有不乏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的，但總体上說，這兩個群体主要以批評為職業。
中國社會要持續發展下去，就需要兩類現在缺失的知識分子。一類就是較弱社會群体（包括工人、農民在內）的“有机知識分子”。就是要培養“窮人經濟學家”，“窮人政治學家”和“窮人社會學家”等。
很難讓權力和利益的“有机知識分子”來為窮人說話。即使他們能夠為窮人說几句話，最終的目標也是為了增進他們本身所代表的社會群体的利益，而非窮人的利益。
自改革開放以來，欠缺有效的針對較弱勢社會群体的政策或者針對這些群体的政策的失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社會群体沒有自己的“有机知識分子”，因而沒有有效的利益表達和政策參与。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知識界需要“聲音”類型的知識分子。這類知識分子可以說是整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有机知識分子”。他們為國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說話，不為局部利益或者特殊利益說話。
正因為如此，他們能夠對現存權力和利益体制保持高度敏感，并且保持建設性批評。他們也能看到各种特殊利益的局限性，無論是強勢社會利益，還是弱勢社會利益，因此能夠在各种利益之間找到妥協，協調各种利益，達到可持續發展。
（作者系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
（侯穎／編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