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備受關注的城管被殺案終于有了一審結果，崔英杰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可以說，在這個案件中，沒有胜利者。

海淀區城管副分隊長李志強被刺中頸部而死，成為北京城管成立8年來首位在執法過程中被殺死的城管人員。他在被市政府追認為烈士的同時，也被另一部分人認為是城管野蠻執法的符號。

23歲的崔英杰在情緒激憤下的舉動，不僅使自己面臨漫長的牢獄生涯，也給家人帶來了無限的傷痛。

檢察机關將比較明顯的故意傷害罪起訴成故意殺人罪，和那個面對記者說出“崔英杰必須死”的城管干部一樣，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筆。

崔英杰去蹲他的監獄，李志強去做他的烈士，記者和网民們去追下一個新聞熱點，而商販們還在擔惊受怕中在城市的夾縫里討生存，城管們仍然在繼續著他們的粗暴和野蠻。———如果這樣，崔英杰案的复雜性、可能展示的社會意義就被忽略了，該案所提供的對社會制度進行多重反思的契机也就失去了。

比如說，司法獨立的問題。行政部門為什么干涉或影響司法机關的判決？政府追認李志強為烈士的做法是否合适？法官如何才能不受法外力量的干預？民眾影響司法就一定是正當的嗎？如何處理司法獨立和民意的關系？如何在制度上防范政府部門和民眾的非正當影響？

比如說，死刑制度的問題。如何使慎殺政策落到實處？死刑是不是太多了？死刑一定具有威懾力嗎？保留死刑的正當性在哪里？殺人償命的死刑觀是否需要轉變？

比如說，人權保障的問題。“國家尊重与保障人權”如何制度化規范化？比如說，社會保障的問題。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机會？為什么崔英杰們被逼到了絕路？比如說，戶口制度的問題。城鄉分立的戶口制度是不是公平的和有效率的？是不是到了該取消的時候？何時歸還農民的國民待遇？

最重要的是，崔英杰案應該成為對城管制度進行民主討論、反思和變革的絕好机會。

城管執法的法律依据是成問題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的合法性也存在爭議。城管沒收小商販的經營性財產，禁止他們再從事這方面的經管活動，也違背行政許可法等相關規定。而在執法中經常出現的對小商販進行毆打、傷害和限制人身權利的做法，更是違法行為甚至构成了犯罪。

在孫志剛案、佘祥林案中人們往往感慨：為什么在付出如此慘痛的代价后才開始反省？而在崔英杰案中，我們也許不希望未來的人們在翻到這一段歷史時充滿疑惑：為什么在付出如此慘痛的代价后，竟沒有任何制度上的反思和變革？人們希望一個避免崔英杰式悲劇的制度；而任何真正的制度變革，都應該建立在人道關怀和健康的公眾討論的基礎之上。（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

（侯穎／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