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濤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院長

如果實踐證明禁摩的辦法錯誤，將來還可以改過來；其次，既然禁摩對公共利益有好處，那就必須合理補償因此項政策而受損的市民；最后，要在政策實行一段時間后（例如一年或兩年），進行回顧和評价，以最大限度地增

廣州的城區禁摩，引發了多方面的爭論。究竟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固然是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角度，但有一點應當明确，即它涉及的是城市管理問題，因而必須有權衡利弊的思考。

摩托車作為私人交通工具，無疑具有成本低（相對私家轎車）、靈活、便捷（對道路要求低）等优點，因而成為自行車升級的替代物品。但其缺點是管理難度大、易成為街邊搶劫作案的工具，以及進行無執照市場運營的工具，等等。在道路有限的情況下，究竟优先發展和限制什么樣的交通工具，就應當進行比較。此外，還要考慮交通工具產生的社會效應問題。例如，有相當比例的摩托車是用于生產（物資運輸）和謀生（載客）的，禁摩等于迫使這些人失去原有的收入。此外，還需要比較摩托車与汽車引發的交通事故狀況。

按廣州目前的發展水平，汽車進入家庭的進程已經開始，家庭擁有汽車的比例將會逐年升高。而且汽車又是廣州市的支柱產業之一，2005年其產值已占工業總產值的近14%，如果因交通擁擠而限制汽車購買、上牌或運行，對現有的汽車業沖擊頗大，因而在一段時期內，市區行駛的汽車總量仍會增加。兩者相比，禁摩的收益肯定大于禁小汽車。另一方面，雖然各大城市都認同公交优先，但還需要出台更有利的政策和措施，才能引導更多的市民使用公交工具。目前廣州的公交优先性体現并不充分。但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絕對是正确的方向。政府已經醞釀、策划各种公交工具銜接、便利和廉价等問題，以圖在禁摩之后滿足交通需求。

從邏輯上推斷，禁摩后的交通替代工具大致有三個流向，一是改用公共交通，二是改用自行車，三是購置小汽車。按現存的摩托車使用者經濟狀況看，購小汽車代步的人不會多，大量的還是使用公交和自行車。這就引出相關的問題：怎樣考慮公交和自行車行駛問題。

公交优先的好處顯而易見，它作為集約性運載，所占用道路空間人均最低。尤其是地下軌道交通，更具有其他運輸工具不可比擬的优點：方便、快捷、准時、不占用地面道路，等等。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首先要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愿意或不得不使用公交。如果出台优先政策，又會有多少人加入到公交中來。然后，我們再解決公交的供給能力。這其間當然包括公交价格的制訂，低价總是受歡迎的因素，但要考慮公共財政的支付能力；公交線路的設計也很重要，其通達性、以及不同公交品种間的銜接、方便、付費的兼容，都會影響出行者的選擇。再就是公交運行的速度。地下軌道交通的速度最被認同，因而即使价格偏高，也是選擇者眾，那么未來地面軌道交通是否要大力發展？軌道交通之所以能快速行駛，是因為其道路專用，但為什么公交汽車的專用道形同虛設？用什么辦法解決這個問題？至于自行車，是過去多年人們喜愛的交通工具，缺點是速度慢，費力气。而且目前許多道路都沒有給自行車留下行駛的空間，机動車如果与非机動車者同路行駛，危險性极高，因而必須分道。在日本一些大城市，是將自行車專道安排在人行道上，不知其效果如何。禁摩之后，必須研究自行車道路設置問題，以應對即將增加的自行車大軍。

前些年將摩托車作為生產工具，具有從權的性質。所謂“搭客仔”，大多為無照營運，且吸引周邊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區從事“摩的”業務。可以說，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內，市場的部分“無序”和“松動”也有積极作用，即解決部分就業和激活經濟細胞。但到了現階段，再沿用這种辦法，勢必會以犧牲市場秩序、加大行政成本為代价，顯然是不可取的。如果仍放任摩托車自然增長、運營和行駛，并且將上百万部摩托都管住，現有的行政架构必須得有革命性的變動。而這樣做的結果是行政成本過高，顯然行不通。因此，需要政府調整就業政策和就業結构，幫助和引導從事無照經營的勞動力向其他領域轉移，并提供必要的培訓、安置和創業支持。

至于摩托車作為街邊搶劫犯罪的工具，倒不是禁摩的主要理由。正如有人用刀子殺人，我們卻不能禁止銷售一切刀具一樣。禁摩后也會有人將轎車、面包車用于作案，莫不成也予禁止？但從管理角度看，管理汽車与管理摩托車的成本有差別。摩托車的体積小、受道路狀況的限制小、大街小巷都可以去，盜竊它也容易些。在比較成本和收益時，要充分考慮這些因素。

當然，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具有時效性，也不能滿足一切人的期望。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會根据情況變化進行政策調整。禁摩政策的實踐效果究竟如何，還有待于時間的檢驗。但可以預期的是，隨著城市化浪潮、汽車時代的到來及經濟發展，城市公共交通將面臨更大的壓力。世界上不少大城市都實行交通管制，有的甚至立例限制机動車流量、行使時段和地段、抑止小汽車的購買和上牌，等等。廣州未來會仿效那些城市的做法嗎？我們究竟愿意和能夠支付多大的成本來解決城市交通管理問題？這都是需要未雨綢繆的事情。從成本与收益來考慮，禁摩的選擇無疑具有較大的合理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是永久性的政策。如果實踐證明禁摩的辦法錯誤，將來還可以改過來；其次，既然禁摩對公共利益有好處，那就必須合理補償因此項政策而受損的市民；最后，要在政策實行一段時間后（例如一年或兩年），進行回顧和評价，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市民對公共政策的認同感。

（金陵／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