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磨難供子女讀書
后來，曾秋花和記者交上了朋友，曾秋花把記者帶進了她租住在一樓潮濕而簡陋的家。在曾秋花夫婦的臥室的牆上，有兩個大大的用木炭寫著的“忍”字。
“字是我男人寫的，因為我們白天經常在外面被人欺負，兩夫妻又經常吵架，為了生活我們倆總是對著牆壁上的‘忍’字來強迫自己！”曾秋花
說完，看了看一旁的丈夫又笑開了。曾秋花告訴記者，這些年，她和她丈夫不知哭過多少回，“但這一切都是為了生計，為了養活子女”。
曾秋花說：“等儿女們讀完書，長大成人吧。那時候我們就回家种田，混個溫飽就行。”
提到儿女，曾秋花眼里就閃起了淚花。她說自己一天最快樂的事就是傍晚6時跟孩子通電話，盡管每次都是說兩三分鐘后匆匆挂掉。而最讓她自豪的也是這三個儿女都很乖。大女儿14歲，念初三；老二是儿子，13歲，上初二；老三也是儿子，6歲，今年才上小學一年級。“我大女儿學習還蠻好，我要供她上大學，我們受夠了沒文化的苦，不能讓孩子們也像我們一樣，所以再苦再累我們都會在這里堅持下去。”曾秋花說。
廣州本土“走鬼”阿超：不要面子是為養家
在太平沙，麻辣燙檔跟燒烤檔比鄰而生。在城管“高壓”整治后，燒烤檔少了，麻辣燙檔也只剩“超記”一家。阿超，這家麻辣燙檔的老板，是一個年過半百的地道廣州人。
12月7日深夜，記者在珠光街兩棟居民樓中間的小院子里找到了“超記”。攤子旁的樓房里就住著阿超一家三口，那是他們因為拆遷補償而得到的19平方米的家。
“身為廣州人，怎么抹得下臉做‘走鬼’？”記者單刀直入。
“臉面不重要啦，我們一家人要生活啊。”阿超面對記者的提問，連連擺手。
他說自己祖祖輩輩都是廣州人，父母生前是二運的搬運工，父母過世后，只在“文革”期間上過中學的他就按照當時的政策頂了班。1986年，阿超下崗，開始了到處打零工的艱辛生活。在此期間，他娶了一個比自己小近十歲的湘妹子，并且生了一個女儿。
在市場賣過雞蛋、做過裝修、進過公司，還跟人合伙開過大排檔，十年間，阿超几乎做遍了所有的行當。從2000年開始，他開始專注于經營“吃”———在自己家里賣起了煲仔飯。讓他自豪的是，他的煲仔飯生意“關張”后兩年，居然還有食客打電話要求訂餐。
“我滿腦子琢磨的都是吃。”阿超說。因為煲仔飯利潤過低，兩三年前，他改做起了麻辣燙。對于他來說，這個行當雖然辛苦，但是自由，每個月還能掙上個兩三千元。“街道說安排我去當治安員，每月600元，可我不能干呀，我一家三口在廣州生活，女儿明年就要上大學，錢根本不夠。”阿超說。
因為被城管收一次車損失就會接近2000元。采訪結束的時候，阿超希望政府能夠考慮划定范圍讓他們擺賣，他可以照章納稅，但這個場地要优先安排廣州本地人。
（日京／編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