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

今年1月30日，云南省下發《中共云南省委關于在全省實行領導干部問責制的決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啟動行政問責。与此同時，云南實施了“服務承諾”、“首問負責”、“限時辦結”等三項制度。截至7月18日，云南全省共問責422人，其中廳級干部13人、縣處級105人、科級266人、一般干部38人——涉及

眾所周知，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在接受人民賦予權力的同時，政府和官員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小權力，小責任，小擔當；大權力，大責任，大擔當。如果只有利而不擔責，權力層就會充斥著“逐利者”而非“干事者”。現實生活中，一些不顧客觀實際的“政績工程”、一些違背客觀規律的“長官意志”、一些“不作為”与“胡作非為”，之所以屢屢得逞，行政問責的缺位是重要原因。

在筆者的印象中，“行政問責”并非今日才有的熱門話題，但在很多地方、很多時候卻淪為一紙空文，成了不解決實際問題的“銀樣蜡槍頭”。有的雷聲大，雨點少，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的僅僅在民憤大的公共突發事件搞“火線問責”、“風暴式問責”；有的只要新聞媒体未報道、上級領導沒批示，就盡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結果是違法亂紀者竊喜，無辜受害者遭殃。

竊以為，真正的行政問責，不僅要有領導高度重視、相關的配套措施“保駕護航”，更要有公眾的廣泛關注与參与。尤其是要告別“風暴式”，“運動式”治理模式，讓問責不因時因地因人而异，成為一种制度常態，貫穿于政府管理全過程。這樣的“行政問責”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才會使各級官員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時刻具有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努力提高為公眾服務的態度和質量。

此次云南高調啟動、強勢推進“行政問責制”，在5個月內就有422名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標志著云南的官員問責在“風暴”過后正在走向一种制度常態，絕非是“發狠話”、“政績秀”。為此，他們不僅成立了專門的“問責辦”，啟動了快速問責程序，而且強化媒体監督，注重用民意來推動問責，更重要的是將“辦事拖拉、推諉扯皮”等司空見慣的現象細化為可操作性強的44條，确保問責依法進行、不走過場。

孟德斯鳩說得好：“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万古不移的一條經驗。”建設服務政府、法治政府、責任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必須在干部隊伍中產生這樣一個心理預期——干部不只是在貪污受賄時才會受到懲處，在現有崗位上“不在狀態”時也會受到嚴厲的“問責”。如果濫用權力，不作為、亂作為、不會作為，習慣于當“太平官”、“和事佬”，勢必會喝下自釀的“苦酒”，甚至還有可能被“民意”淘汰出局。

“如今官越來越難當了，責任愈來愈大，權力愈來愈小”，這樣的“感嘆”愈多，說明責任与權力愈對稱，是為官之要義，民眾之福祉。期盼云南的行政問責在運作過程中日臻完善，叫好更叫座。當為官者常有“如坐針氈”之感，當“問責”不再是鏡花水月、紙上談兵，當我們的干部在受到問責“難堪、難受、緊張”之后，帶來的不僅僅精神狀態和工作狀態的煥然一新，還有責任感的增強，服務意識的提高，執行力的提升。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