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琦
昨天，國家稅務總局發布數据，上半年全國稅收達32553億元，同比增長30.5%；同時，上半年個人所得稅完成2135億元，增長27.3%。相對于上半年GDP的同比增長數字，這兩個30%左右的增長，不能不令人憂心。
原因很簡單，當社會創造的總財富一定時，稅收的大幅增加則意味著分配給社會的部分相應地減
少了。最近一年多來，受國際原油价格上漲、美國次貸危机以及美元貶值、國內通貨膨脹加劇、遭受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國內經濟所面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企業運行環境進一步緊張，企業家景气指數呈下降趨勢。与此同時，CPI增幅遠高于年初設定的目標值，居民收入增長不明顯，居民消費更加謹慎。綜合這些因素，已經導致我國上半年GDP略微滑落，在這樣的宏觀形勢下，稅收的持續攀升無疑不利于經濟形勢的總体好轉。
關于我國稅賦，近些年說法不同。福布斯稅負痛苦榜顯示，2007年，中國是亞洲經濟体中稅務最重的國家，全球排名第三。就數据來看，中國稅收收入近十几年呈直線型增長，1999年突破10000億元大關，2006年達37636億元；近年來的增速均超過20%，遠超GDP、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著名經濟學家周天勇稱，2006年政府財政收入接近3.2万億元，加上預算外收入，我們真實的稅負已達31%至32%。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民間已有傳說在過去比較發達的一些地區，開始出現一些企業倒閉或者停產半停產的情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成本增加，一方面是融資難，企業不要說轉型与升級，生存也將難以為繼。任由這樣的情況發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設想的。說得危言聳听一點，它可能導致多輸：企業輸了，員工輸了，大家都輸了。在這個關口上，重新考量稅收的角色，十分必要。
自古以來，稅收都是刺激經濟、休養生息的最好方式。我國古代有多次為休養生息而進行減稅，比較著名的如西漢初年的休養生息，其首要的一條就是輕徭薄賦，減輕田租為十五稅一，到文景時期實行三十稅一；唐初則立租庸調制，出現了社會經濟繁榮的景象。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每到經濟衰退出現，也是通過減稅等一系列手段刺激、恢复社會生產。當前我國實行的免收農業稅，降低企業所得稅，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都屬于這一類。在我國,一方面財政收入所占GDP比重居高不下，一方面勞動者報酬所占GDP比重卻逐年遞減。這說明，我們還需要更加有力的措施來重新划分財政和社會在初次分配時的比重。
中國歷來有“官不与民爭利”一說。以打魚為喻，放水養魚是一個辦法，竭澤而漁也是一种辦法。過重的稅收好比竭澤而漁，其結果就是企業無從發展，居民收入難以提高，這不但与党的十七大所确立的“逐步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取向是不相一致的，更有悖科學發展的基本道理。不難想象，當財富過于集中地向財政轉移之時，社會矛盾也必然地隨之轉移。因此，無論從眼前的和諧穩定和從長遠發展來計，“藏富于民”的輕稅政策顯然都更有利于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和長治久安。
（編輯：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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