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王旭明不再“發言”了。7月18日，教育部原發言人王旭明赴任語文出版社社長，這天《中國青年報》用很大的篇幅作了報道。王旭明個性率直，优缺點明顯，所以在5年任上飽受爭議，常由新聞發言人變成新聞當事人。如今轉任社長，從台前走到幕后，王旭明顯然不是太開心，他只說了4個字：欲哭無淚。你瞧，

中國實行政府發言人制度，是社會的一個巨大進步，与今年5月1日起施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一樣，都要寫進改革開放史冊的。三千六百行，有些職位崗位很不好干，面對公眾的新聞發言人就是其一。對王旭明褒貶，時間自有公論。沒想到，某网站的网友跟帖几乎是一邊倒的負面評价。

對于廣義的知識階層來說，本質上不是“性格決定命運”，而是“思想決定命運”。給我印象深刻的發言人，有公安部的武和平、衛生部的毛群安、教育部的王旭明以及鐵道部的王勇平；這几位出鏡率較高，但他們之間最大的差距，在于思想水平、認知水平的差距。最优秀的當然是武和平，這是真正文武雙全的發言人。1992年著名的開封文物大案是中國文物第一案，震惊全國，當時武和平剛剛上任開封公安局局長，那場案件的破獲，很大程度上是學識的比拼，武和平胜了；后來中央電視台的“9·18大案紀實”一片，由武和平自己出演主角，十分到位，非常精彩。武和平還寫了好几本小說，他在《中國青年報》發表《讓媒体說話，天塌不下來》，看標題就知道思想認知水平之高。

人的思想認知水平，与所在的制度環境有關。有什么樣的制度背景，就有什么樣的新聞發言人。無論是教育還是鐵路，其實都受困于固有体制。几位發言人當中，不客气地講，思想水平最差的是鐵道部的王勇平。這位發言人，為鐵道部未列入“大部制”鼓吹叫好，說那是基于鐵路建設和管理的特殊性作出的正确決策；而鐵路体制仍有生命力，保持獨立具有合理性。他對監督者則使用古老政治邏輯，大打政治棍子，甚至拿境外媒体的“關注”說事，“含蓄”地指摘政協委員批評鐵道部有“里通外國”之嫌，對此，雜文大家鄢烈山曾著文怒問：“王勇平這樣思想僵化背時，觀念依然停留在對監督者揮棍子、扣政治帽子時代的人，不撤他的職還等待什么？”

當代教育的情況越來越复雜。教育領域的每一個提問，都如同一道高考考題；有的回答是有標准答案的，有的則沒有。王旭明的個性發言，在固有的体制下，多少有著一些奇异的亮色。然而，王旭明用率直的“程序正義”，發布了許多“實体正義”有疑問、引爭議的論題，著名的有“中國教育成功論”、“教育買衣論”、“媒体無知論”、“名校生養豬論”、“需要成千上万個王旭明論”、“助困政策效果最好論”，等等。他的話，确實很容易被媒体、公眾抓住“尾巴”，弄到最后，几乎是“尾大不掉”了。

這背后的問題，還是思想認知問題。從一些細節可見，王旭明骨子里比較缺乏規矩意識，他的一些理解和判斷，顯然与時代環境脫節，觀念已比較老舊。比如他曾對《南方周末》說：“我們的媒体都是國家辦的，用的是納稅人的錢辦的媒体。”前半句話總体上說沒錯，但后半句似是而非，說明他對這些年來媒体的飛速進步太不了解。再比如早年他在《中國教育報》做過記者，調到教育部工作后，按規定必須上交記者證，但他一直沒有上交——這就是違規的做法，那記者證是要被聲明作廢的。問題在于，他壓根就沒意識到自己“違規”。

思想水平決定人生命運。王旭明走了，少了一位有個性的新聞發言人，如果來了一位中規中矩、四平八穩、毫無生机的發言人，那倒真的對哪一方都是損失。如果在出版社社長的位置上，王旭明能有個飛躍，成為一位真正的出版家，那可是“新聞不幸書家幸”啊！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