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于澤
法律學者賀衛方要离開北大到浙大法學院去了。一名教授，离開老東家另擇高枝，這在今日中國已不成其為新聞。但賀衛方的离開，還是引起廣泛關注。這多少也說明，在今天，教授跳槽也遠不是純私人趣味，而多少帶有某种社會的深意。
据說，很多北大法學院學生、同事，都舍不得賀衛方走，要為北大挽留他
。其實，誰又甘心离開北京和北大？賀衛方自己說：“北大、清華當然最好，因為中國的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學術文化中心，太過分合一。”北京和北大資源丰沛，在這邊做教授，拿項目容易，各种論證會、研討會、座談會應接不暇，很容易名利雙收。所以，賀衛方离開北大，必有其“深層次”原因，經過了一番思想斗爭和艱難抉擇。
有位熟人推測，賀衛方是要到那西子湖畔、月輪山側，去寄情山水，同時潛心問學。賀衛方沒有否認“寄情山水”的用意，但他跟記者強調，浙大法學院嘗試“教授治校”，邀他前去共襄盛舉，他慨然應允，并想在那里“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憲政論證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信息駁雜，但主旨似乎是說，他是為做事而去，為問學而去。
在美國，大學也搞終身制，若是終身教授，就可以在一所學校服務到退休。但教授們還是跳來跳去，即便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未必終身待在某某名校。比如楊振宁，按照中國人的思維，就有資格終身待在哈佛，或者普林斯頓。但是楊振宁并未如此，他是從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退休的，想必石溪更能發揮其專長。教授在哪儿教書，跟面子無關，似乎也少涉人際恩怨。
但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中國人有自己的觀念、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楊振宁之父楊武之，是清華大學數學系的奠基者，但后來清華居然不聘他，他到上海做了复旦教授。解放后，复旦成為國內頂尖高校，但楊武之還是心有不甘，終身郁郁。在外地做教授，總不如北京好，但要到北大清華，必須先得大名。而既已出名，待哪里都是名利雙收，萌生去意，學校也會釋出更多資源挽留。
离京“自放”，更是不得已而為之，屬于下策。大約兩三年前，著名學者裘錫圭帶著几名弟子，离開北大，跳槽到上海复旦。當時北大也有人為之惋惜，覺得北大的古文字學從此完蛋，而复旦撿了一個便宜。那時候，裘先生已經71歲高年，按常理，他都早該榮休，還跳什么槽？裘先生沒明說緣由，但网上傳言跟系里鬧僵，待著不如离去。
現在，賀衛方也要离北大而去，他比裘先生高調，行前跟記者作一席之談。他說自己處未名湖畔，享极大自由，領導也關心他，愛護他。似乎是在向全世界宣告，學校、院系和領導与他相處默契，雖然他要离開，將來大家還是朋友。只是，浙大法學院搞“教授治校”，令他興趣盎然，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動一二”。這下天机泄露，表明他与北大即使親密無間，甚至溫情脈脈，但起碼在他內心深處還是頗存芥蒂。
59年前早春，柳亞子作詞呈毛澤東，有“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之句，表達回浙歸潛之志。毛澤東一看便知，那只是“怀才不遇”的牢騷話。賀衛方跟記者長談，世故圓融，顧左右而言他。但由他亟欲親自推動“教授治校”，我們可以想見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地位，想到大學財權、人事權操之在誰，由此推及高校复雜的人際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恩恩怨怨。
（編輯：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