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于澤
法律學者賀衛方要离開北大到浙大法學院去了。一名教授,离開老東家另擇高枝,這在今日中國已不成其為新聞。但賀衛方的离開,還是引起廣泛關注。這多少也說明,在今天,教授跳槽也遠不是純私人趣味,而多少帶有某种社會的深意。
据說,很多北大法學院學生、同事,都舍不得賀衛方走,要為北大挽留他
。其實,誰又甘心离開北京和北大?賀衛方自己說:“北大、清華當然最好,因為中國的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學術文化中心,太過分合一。”北京和北大資源丰沛,在這邊做教授,拿項目容易,各种論證會、研討會、座談會應接不暇,很容易名利雙收。所以,賀衛方离開北大,必有其“深層次”原因,經過了一番思想斗爭和艱難抉擇。
有位熟人推測,賀衛方是要到那西子湖畔、月輪山側,去寄情山水,同時潛心問學。賀衛方沒有否認“寄情山水”的用意,但他跟記者強調,浙大法學院嘗試“教授治校”,邀他前去共襄盛舉,他慨然應允,并想在那里“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憲政論證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信息駁雜,但主旨似乎是說,他是為做事而去,為問學而去。
在美國,大學也搞終身制,若是終身教授,就可以在一所學校服務到退休。但教授們還是跳來跳去,即便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未必終身待在某某名校。比如楊振宁,按照中國人的思維,就有資格終身待在哈佛,或者普林斯頓。但是楊振宁并未如此,他是從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退休的,想必石溪更能發揮其專長。教授在哪儿教書,跟面子無關,似乎也少涉人際恩怨。
但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中國人有自己的觀念、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楊振宁之父楊武之,是清華大學數學系的奠基者,但后來清華居然不聘他,他到上海做了复旦教授。解放后,复旦成為國內頂尖高校,但楊武之還是心有不甘,終身郁郁。在外地做教授,總不如北京好,但要到北大清華,必須先得大名。而既已出名,待哪里都是名利雙收,萌生去意,學校也會釋出更多資源挽留。
离京“自放”,更是不得已而為之,屬于下策。大約兩三年前,著名學者裘錫圭帶著几名弟子,离開北大,跳槽到上海复旦。當時北大也有人為之惋惜,覺得北大的古文字學從此完蛋,而复旦撿了一個便宜。那時候,裘先生已經71歲高年,按常理,他都早該榮休,還跳什么槽?裘先生沒明說緣由,但网上傳言跟系里鬧僵,待著不如离去。
現在,賀衛方也要离北大而去,他比裘先生高調,行前跟記者作一席之談。他說自己處未名湖畔,享极大自由,領導也關心他,愛護他。似乎是在向全世界宣告,學校、院系和領導与他相處默契,雖然他要离開,將來大家還是朋友。只是,浙大法學院搞“教授治校”,令他興趣盎然,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動一二”。這下天机泄露,表明他与北大即使親密無間,甚至溫情脈脈,但起碼在他內心深處還是頗存芥蒂。
59年前早春,柳亞子作詞呈毛澤東,有“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之句,表達回浙歸潛之志。毛澤東一看便知,那只是“怀才不遇”的牢騷話。賀衛方跟記者長談,世故圓融,顧左右而言他。但由他亟欲親自推動“教授治校”,我們可以想見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地位,想到大學財權、人事權操之在誰,由此推及高校复雜的人際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恩恩怨怨。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