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蔚

有報道稱，河北省將立法禁止以帶有性內容或与性有關的肢体行為、語言、圖片、電子信息等形式，對婦女實施性騷扰。已經提請省人大審議的《河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中規定，自覺受到上述騷扰的女性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机關投訴，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或提請公安机關

類似的立法并不新鮮，上海、江蘇等省市，早在各自為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制定的《辦法》中，對此類事項做出過類似的規定。此次河北省做出相似規定，仍然得到輿論重視，一則緣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對“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扰。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机關投訴”只有原則規定，缺乏具体細則，在執法過程中很難具体舉證落實；其次則是由于性騷扰現象有日漸增多之勢，卻鮮有被害人在相關訴訟中胜訴的案例。性騷扰的多發性与隱蔽性之間的矛盾，給深受其苦卻求助無門的受害人帶來极大的困扰。因此，任何有關反性騷扰的立法動向或司法實踐，都會再度引發輿論的關注。

總結以往經驗，性騷扰訴訟中，原告方鮮有胜訴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性騷扰行為發生的私密性、隱蔽性，与司法裁決需要的嚴謹證据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受害人（主要為女性）受到實際騷扰，感受到极大傷害，卻很難有可靠的手段收集證据，以作呈堂的證据。如在我國首例進入法律程序的性騷扰案件中，某國企女職員控告其上司對其進行了性騷扰，但經兩個多月的審理之后，卻因證据不足而被駁回；2003年，北京雷女士控告上司對其進行性騷扰，并在其离職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動用各种關系阻撓其尋找工作。審理結果雷某不但同樣因證据不足而敗訴，且雷某在媒体的筆下被暗示為無理取鬧或胡亂猜測。

鑒于傷害事實与舉證困難之間的悖論，某些西方國家在司法實踐中，有以原告主訴為證据，或要求被告自證無罪的傾向，以致有傳說稱，美國大學導師單獨指導异性學生時，都要敞開大門以備留下日后自證無罪的證据。

這种“舉證責任倒置”，以致有違無罪推定之嫌的做法，究竟對減少性騷扰現象有多少實效，或在其社會輿論及司法界帶來怎樣的影響，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在目前嚴格依法條定案的中國司法界，上述帶有創制判例色彩的變通，顯然不太可能出現。因此，在各地的《辦法》、《條例》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原則規定，細化為具体行為、語言，并盡可能提示被騷扰方留存可提供給法庭的證据。

如在河北省即將審議的《辦法》中，“帶有性內容或与性有關的肢体行為、語言、圖片、電子信息等形式，對婦女實施性騷扰”的規定，就符合上述特點。譬如以后若有女士收到“涉性”短信，并自覺因此而受到騷扰、傷害，便可以留下不刪，并以此為据，將騷扰者告上法庭。

事實上，早在2005年，重慶某小學女教師就曾以收到校長的淫穢短信為由，控告校長對其進行性騷扰。但在審理過程中，法院根据校長提供證据認定，校長确曾向原告發送過淫穢短信，但并未引起原告反感、拒絕，甚至認定原、被告之間還有“短信互動”，因此判定原告敗訴。如果沒有這樣的“意外”，該案件很可能已經成為以短信為證据的“短信騷扰第一案”。

無論如何，對于被害人（主要為女性）深受其扰，卻因舉證困難而很難得到救濟的性騷扰現象，從短信、圖片、网聊這些可以留存、提取證据，因而“抓得著”的騷扰方式入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給騷扰者以警告和懲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性騷扰的泛濫。

從中國以往的司法實踐看，應在司法審判中給被騷扰的弱勢一方更多幫助，以使其得到更好的保護，也更有效地對心怀不軌者起到威懾和喝止的作用。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