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此前廣東省情調研中心發布的《廣東民營經濟發展態勢及問題分析報告》顯示：“44%的民營企業家反映自己經常忙于跟職能部門跑關系忙公關而耗費精力；高達60%的企業家曾因為有關職能部門效率低、辦事拖拉、程序繁雜而喪失發展新項目机遇……”

看來，要想方設法降低企業“人際關系成本”有著明顯的現實針對性和迫切性。而要降低這种“人際關系成本”，就要弄明白為什么會產生這种成本？這种成本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是否有降低的可能？

筆者以為，企業“人際關系成本”的存在乃至蔓延本身是不正常的，往輕的方面說，折射了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風，往重的方面說，企業“人際關系成本”与政府和官員作為理性的經濟人有關，是政府和官員主動設租、創租和尋租的表現。

企業“人際關系成本”的指向無疑是想達到權力照顧或偏袒的目的。對于當今社會而言，公權力是极其寶貴的稀缺資源。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認為，政府一旦形成，其內部官僚集團也會有自己的利益，也是經濟理性人，也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甚至會導致政府的變异，如滋生權力尋租現象。如果所有執掌公共權力的官員都大公無私、道德高尚，那么問題就比較簡單，但是事實上并非如此，所以往往會發生許多問題，如產生企業“人際關系成本”等現象。

根据學者陸學藝等人的觀點，政府和官員掌控著中國社會的交易資源即組織資源的再分配權力。中國的社會政治体制決定了這一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构中處于最高或較高的地位等級，是整個社會階層結构中的主導性階層，也是經濟發展和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由此可以看出，企業“人際關系成本”的存在并非出自企業自愿。

“總統是靠不住的”這句話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人，包括官員在內都是自利性的，如果沒有監督，沒有制度的看管，為了利益，什么都可以做得出來。企業“人際關系成本”的存在再次證實了這點。正如學者托克維爾在總結美國的民情時所說，美國的民情之一就是對官員的不信任，因為他們最接近權力，也更有可能是無賴，如果不用一項權力去監督制約他們，他們有可能把整個國家抱回家。事實上，英美國家的人性預設是“人是無賴”，就是說官員一有机會便會占便宜，一有權力，他便有可能腐敗。

面對企業“人際關系成本”的存在，筆者以為，必須改變我們在進行制度設計時的人性選擇問題。因為任何制度的設計都不能擺脫對人性的選擇問題。我們經常把官員看作圣人，相信道德教化的作用，常常忽視制度的作用。筆者以為，只有當我們認識到政治市場的主体和經濟市場的主体一樣，會利用各种條件和机會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時候，認識到官員的經濟理性人本質，才能設計出一种制度空隙越來越少的制度，才能真正降低乃至消除企業的“人際關系成本”。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