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廣州的珠江景色說成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是要去否定廣州走向現代城市的歷史，就算我們把沙面這种外來的租界略去不談，在陳炯明或是孫科主政廣州的時期，他們在珠江邊的岸線建設上都是有所建樹的，更不要論陳濟棠的“粵人治粵”方針對廣州產生的莫大影響。廣州，雖然每一代主政者都或多或少在珠江兩岸留下他們的痕跡，但是，這樣一种景象的形成卻是歷史性的，它們階段性地形成了廣州的某些特色，并為我們留下了難得的空間遺產，以及可能的經驗和教訓。

問題在于，那些在歷史上形成的特色，到底是特色還是教訓？其實并不容易回答。呂彥直為廣州留下的中山紀念堂已經被公認為民族建筑的典范，這當然是廣州城的特色之一；不過，陳濟棠留下的海珠橋是否是一种特色，他可能并不在乎特色這一點，畢竟，重要的在于交通。在那個年代，就連建在海珠橋邊上的那個火力發電厂也很少困扰過廣州市民，這倒不是說那時的廣州人不怕煤煙，我想說的是，城市建設總是适應現實的產物，特色的產生可能不是刻意營造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海珠橋肯定不是為了增加廣州特色而造，但時光流逝了几十年之后，在今天這种构建廣州特色的熱切想象之中，這個普通的鐵橋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特色。所以，什么是城市特色，不在于這個城市有沒有特色，而是取決于一种發現的能力，甚至那個早已失去功能的火電厂，作為一种工業歷史建筑也不失為某种城市特色，想象一下把它拆掉，廣州的特色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不就明白了。

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點，歷史上并不是每個時候的人們都很重視特色，但城市特色還是因為這种或那种原因形成了。很可能，只有今天的我們，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關心什么才是廣州的特色，這是因為城市特色變成了讓城市增值的最佳資源。重視特色的追求也使得制定城市規划和打造城市特色密切交織到一起，造成了一种城市象征主義的流行。在廣州，這种象征主義曾經一度把廣州的中心由西堤和海珠橋移向珠江的東面，掠過了二沙島定位在珠江新城的岸線邊上，現在，由于廣佛都市圈的提出，象征的鐘擺又由東轉向了廣州城的西面，最近的白鵝潭城市設計競賽已經帶來了第一輪的結果，它讓我們看到，白鵝潭的一江三岸將會躍升為廣州的最新的城市象征———要与上海的陸家嘴和香港的尖沙咀一較高下，那么，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与政府要全力打造這個“廣佛之心”的雄心相比，張市長前天提出的教訓一說卻給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著重強調白鵝潭城市設計要吸取珠江新城在交通規划上的“教訓”，其實這個教訓的產生离我們并不太遠。以特色和教訓為題，我仍想舉陳濟棠的海珠橋為例子，我想有些教訓是不能成立的，比如今天的人們就很難去指責陳濟棠為什么把海珠橋造得這么窄，他預見不了今天廣州城的人口和交通狀況并不是一种教訓，但珠江新城确實有教訓的成分在內。反過來說，陳不過是為廣州造了一個橋，卻意外地為今天的廣州貢獻了一個難得的城市特色。再看一下珠江新城，交通規划的失誤是否也算是特色呢？

吸取教訓或許要比追求特色實在一些，如果過于追求特色也能成為某种教訓的話。讓我們更多從功能化的角度考慮城市建設，把形象留給未來的發現者，對于今天的城市設計者來說，可能不失為一种明智的做法。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