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招：与經營者協商和解。如果商家早給換了，就不會有如今這出戲了。第二招：請求消費者協會調解，消協是社會團体，不具備強制等行政手段，商家不讓步，消協也奈何不得。第三招：提請仲裁机构仲裁，前提是必須与經營者有協議在先，仲裁部門才會受理。第四招，直接上法院，時間、金錢成本都不小。

可見，維權成本高企，即使是有錢人，面對商家也好似弱勢群体。不得不甚至習慣于用暴力和謾罵手段維權，反映出的是法律和制度層面的問題。如果要改變現狀，讓消費維權理直气壯，我們就需要法律和制度方面的保障。

在制度构建上，首先應該強化消費者協會的職能，使它真正成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民間組織：可以增加定期向新聞媒体曝光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消費欺詐案件，披露不法經營者，代表消費者向法院提起雙倍賠償之訴，監督法院審判程序等職能。其次，借鑒國外，設立專門的消費者保護机构。譬如將目前條塊分割、重疊的權限中涉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進行歸一整合，設立專門机构，依据《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授權，賦予該机构調查取證、扣押封存、處罰等行政權限。

從法律角度而言，之所以出現砸車事件，是因為缺少一部可以保護汽車消費者權益的法律。平均每３個人就擁有一輛汽車的美國，汽車消費糾紛雖然數不胜數，但卻從未發生過類似的砸車事件，這就是專門維護汽車消費者權益的法律———“檸檬法”，明确規定了新車有哪些故障、在多長時間內、返修多少次而問題依舊，就是屬于“檸檬車”，就有權向汽車厂家索取全額賠償或者要求更換新車。反觀我國，汽車售后服務之所以頻頻為消費者詬病，与其法律風險相對較小、消費維權成本高企有很大的關系。

當沒有別的選擇的時候，极端方式可能成了最后的維權手段。砸車這樣的社會极端行為，一次兩次有效，然而未必次次有效，卻會同時使人們減弱了建立正常渠道的動力。長遠來說，更受傷的還是商家、行業和整個社會。因此，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在教育消費者合理維權的同時，從法律和制度著手，建立起消費維權的正常模式，讓消費維權擁有高效的合法渠道，形成社會的良性互動。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