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今年6月,云南省政府邀請100名群眾代表舉行了4場諍言座談會,听取他們對行政問責以及服務承諾制、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等四項制度實施的意見和建議。然而記者卻發現,盡管与會者發言踊躍,但要么反映的是本單位的問題,比如單位建房、夜市扰民、旅行社拖欠導游工資等,要么泛泛而談不
知所云,個人情緒較多。就四項制度的實施,說贊揚話的人多,提問題和建議的人少,致使這個本來群眾和官員平等交流、為政府提諍言的座談會,開成了一個只反映具体問題的會議。(《中國青年報》7月15日)
民眾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參政冷漠”?記者認為,信息不暢以及公民教育缺失,使得中國的底層民眾參政無力。這兩方面的原因當然很重要,比如國家審計署剛剛公布的審計報告,就因為模糊指出存在問題、籠統批評“一些部門”,而引起公眾輿論的嚴厲指責,以這樣的語焉不詳,如何能夠增加公眾進行監督的參与性?
此外,公民教育与社會現實的嚴重脫節,當然也是民眾公民意識落后的原因。但具体到此次諍言會,事情恐怕沒有那么簡單。諍言會開成了“上訪會”,并不能得出民眾不愿意參政甚至缺乏民主素質的結論。群眾代表之所以占用寶貴的會議資源“泛泛而談”,或只反映本單位建房、拖欠工資等問題,大致有以下一些原因。
其一,群眾的生活總是具体的,他們不會完全按照官員們的精心設計,在不同的會議上說不同的話。誰能說“單位建房、夜市扰民、旅行社拖欠導游工資”這些問題,不涉及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在他們的生活中,這些細碎的、點滴的事件最是關情。而且,哪一件具体的事情后面沒有“濫用職權、違法行政、態度冷漠、作風粗暴”等這些政府通病?
其二,我不知道云南省這個“諍言座談會”的群眾代表是如何產生的,但從記者羅列的這些問題來看,應該有相當比例的底層群眾,這樣的比例對于一向缺乏話語通道的群眾而言,當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也正因為缺乏話語通道,這些群眾才會把困扰自己生活的難題拿到這樣的會上。他們沒有去“務虛”,是因為對他們而言,有比務虛更重要的話題。
其三,民主是人民當家做主,人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在表達中進行利益的博弈,因此,民主又是一种利益博弈的机制。既然是一种机制,當然不能一蹴而就,指望通過几場“諍言座談會”就收獲全功,顯然又犯了急躁的毛病。更何況,中國的事情往往講究講話的場合,讓群眾代表在大庭廣眾之間和官員平等交流,恐怕還需要很長時間的“廣場政治”的訓練。
社會學者孫立平不久前撰文提出,改革的更實質問題也許不在于漸進還是激進,而是有無公眾對改革的參与,公眾的參与能不能影響甚至決定改革的進程。改革的情形如此,民主也与此相類,民主的更實質問題同樣是有無公眾參与的問題,以及如何擴大公眾參与的問題。政府廣開言路,既然是以擴大民主來監督官員、推動善治,那么,大可不必寄希望于几次座談會。
民眾參政的意識需要不斷的培養,民眾參政的技巧需要實際政治生活的操練,民眾參政的熱情,則需要通過不斷擴大民主、尊重人的基本權利來激發。民眾的民主參政只能一步一步來,四次諍言座談會達不到“廣開言路’的目標,那就五次、六次,民眾的參政冷漠,只能以不停息的擴大民主來進行療治。沒有坦途,也沒有捷徑。
來源:中國青年報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