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困難群眾遠超12.2万人，且民政部門也承認“這次上報名單的鎮街大都經濟欠發達，困難群眾也較多，總体上符合鎮街實際”；原來廣州副市長的收入也難以和內地城市的市長們同工同酬。兩則新聞恰恰回應了對民生問題的雙重誤讀：公共部門對民生艱辛的低估；民眾對公共部門薪酬的高估。當然，高低只是個相對概念，而產生誤讀的原因無非是對話机制“哈哈鏡化”，彼此与真相之間出現了隔膜。

有一個理念是明确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是旨在讓包括市長在內的每個公民都能分享到發展的成果。共建是為了共享，共享方能共榮。相對于“1斤菜心賣到9.8元”的菜市場，我們的荷包難免底气不足。

于是各种計划爭相給公眾畫餡餅，道理大家都明白：對于城鎮居民和普通職工而言，只有荷包漲幅赶上并超過CPI漲幅、勞動報酬占GDP的份額增大，才能逐步升級物質文化生活；對于城鄉低保和經濟困難家庭而言，獲得更多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才能最直接地擴大內需。

廣州市副市長算了筆賬，去年廣州一年總收入2160億元，1100億元上交中央，400億元上交省里，真正廣州自己可以支配的收入也就600多億元而已。一方面，地方政府手里的果子有限，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下政府又沒辦法幫企業越俎代庖地定工資，加上企業稅負水平也不低，此時，如果遭遇國內外趨緊的宏觀經濟形勢，單位工資与社會福利如何呵護民生、体貼民意？

我們往往低估了民生艱辛。一是收入差距問題。二是稅收和財政的雙增長，未曾有效發揮“二次分配”的平衡作用，社會公共性支出中偏重建設投入，忽略生活減負。城市越來越漂亮，老百姓的日子未必越來越体面。三是相關体制机制缺乏向下看的實踐，缺乏民生艱辛的生存体驗，某些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間隔著一層皮，過于樂觀宏觀經濟數据，而對微觀經濟問題視而不見。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眼下，我們正處于經濟轉型和結构調整的壓力集聚期，通脹壓力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消化掉的，短期內也不宜貿然放松貨幣政策，但我們完全可以借助積极有力的財稅政策（包括實施減稅、加大向低收入群体補貼力度等）与企業共渡難關、与老百姓共享發展。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