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不認同這些說法，且樂觀地看待這一事態。

“斷供”是一种非理性的違法行為。房產系牽涉大宗資金的投資，如果要進行借貸，則又涉及一己之社會信用和相應法律關系。倘若不是跟風炒房而是購房自用，大凡會經過再三思量和以成熟的社會態度來對待這件人生大事，將房購入后，除非不得已，一般不會輕易放棄這樣的重要選擇及房產所有權。即使是炒房者，面對市場波動，也會考慮將短期的投資利益轉換為長期投資价值，考慮承諾責任、信用記錄和法律糾紛等社會成本。一言以蔽之，房產投資者是一個不能脫開社會生存環境理性的經濟人，如果不是別無選擇或別有用心，斷然不會采取“斷供”這种血本無歸、代价高昂的下下策。

另外，銀行方面也并非無所作為。我國銀行在評估信貸資產質量、信貸管理、法律追償等方面有一套日益完善的不失為嚴密的防范程序及措施。即使這些做法因存在漏洞而不敷其用，但因牽涉真金白銀，故在預警机制和風險規避方面，還是行之有效的。在2003年6月，即香港負資產最嚴重的時期，香港金融管理局披露共有105679宗負資產按揭，涉及金額1650億港元，占所有按揭的22%，占當年香港銀行整体的不良個貸率2%，可見，以“斷供”了結的負資產按揭只占少數。根据筆者掌握的情況，在深圳，個人貸款目前仍然是銀行的优質資產，絕大多數銀行的不良個貸率控制在1%以內，開發貸款坏賬率甚至還低于全國水平，目前尚無“斷供”的擔憂。

關于深圳房貸“斷供”的傳聞，基本是按照博鰲論壇上有關“開發商要死也是銀行先死”的說法在演繹：銀行告急！比附美國的次貸危机！令政府緊張，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是救市，包括減免營業稅、契稅、增值稅等流轉環節稅收，放松銀根等等。

從2005年以來，中央政府為了整頓房地產秩序，抑制房价，采取了一系列貨幣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和行政手段，并敦促地方實施房地產新政。這些措施在進入2008年后，才伴隨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漸次生效，其總的形勢是，房地產泡沫受到了擠壓，房价在回歸理性，政府和民眾的愿景正在得以實現。如果假以時日，老百姓將可望買得起房，并如國家最高領導人發表的2008年新年賀詞所說的那樣“住有所居”。而在刺破泡沫的過程中，倍受煎熬的并不是普羅大眾，而是几年來輕易攫取超額利潤的房地產開發商和唯利是圖的炒房者。前者有資金鏈斷裂乃至資產利潤縮水之虞，并有可能損及相關的利益集團，后者因為急功近利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此時此際，政府出手救世無非是繼續吹脹泡沫，拯救這些窘急者，結果是前功盡棄。

當然，房地產業是一國之綜合實力的集中体現，同整体經濟及各行各業之間有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既不能夠讓其無限膨脹，也不能一瀉千里，長期低迷。這個度的把握需要一种治國藝術和管理藝術。但問題在于，中國的房地產還遠遠沒有到達由榮向衰的那個切換點。從技術層面上看，在大規模“斷供”實際發生前，市場上一定會先出現二手房放量拋盤的狀況，現今卻是市況反复，成交整固，即使是國內外炒家，也在觀望惜售而未至于离場；從國際經驗看，個人住房貸款風險暴露期通常為3-8年，美國次貸危机醞釀了8年，從暴露至今，剛好3年，我國無論在貸款机制上還是在弊端積累上都遠未臻于爆發危机的程度。此外，相對于全國來說，深圳暴漲暴跌的案例是极為特殊的，商品住宅的總面積同死心踏地進行消費的本地人群之間懸殊如此之大，房价在現有基礎上再跌一半是合理的，既符合本地和香港居民的購房心愿，也絕對無礙宏觀大局。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