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廣東省將力爭從2008年開始，全省職工工資每年遞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資水平翻兩番，讓職工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7月10日《南方日報》）人民幸福感的增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供其支配的錢有多少，尤其是在眼下“什么都漲，唯獨工資不見漲”的艱難民生背景之下。

廣東從

然而，此舉卻遭到了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的迎頭棒喝：要求工資必須跟通貨膨脹上漲這一說法，可能導致工資和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西方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一個重要經驗是要控制通貨膨脹，必須控制工資的增長。（7月10日《東方早報》）從此前國家統計局某高官“防止農民工漲工資推動通脹”言論遭遇板磚和臭雞蛋的情景，就不難想象出張教授此番會遭致公眾怎樣的迎頭痛罵。

“工資倍增”總是令人高興的，而“控制工資增長”總是令人惱怒的，這是基本的公眾情感。張教授和統計局高官之所以遭致公眾痛罵，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對于經濟學理論的生硬運用讓他們失卻了應有的人性關怀，從而顯露出一副基于精英自負的异常冷血面目，令人無法接受。

本身，對于本輪通脹，工資增長的需求不是“因”而是“果”，是物价的大幅上漲，讓工資購買力大幅貶值，讓公眾民生陷入困境；現在，卻反過來倒打一耙，把“控制工資增長”作為抑漲良藥，讓通脹受害者來承擔一切后果并充當“炮灰”——哪怕只從基本公平的角度來說，人們也難免要質問一句“憑什么”。更何況，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赶不上GDP的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提高居民收入總額占GDP比重原本就是迫切需要。

在通脹背景下，只顧抱住經濟學的死板教條而無視民生的真實悲情，當然會不得人心。當然，工資上漲可能帶來的所謂“惡性通脹成本和价格之間的螺旋上升”，我們同樣必須高度關注，尤其是“工資增長—价格提升—推動通脹—工資再增長”之間的惡性循環。關鍵是，我們要努力在經濟理論和民生悲情兩者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點，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民生困境，又不至于陷入工資与通脹的惡性循環。

站在這個角度，著眼于當下的通脹背景，冷血的“控制工資”与激進的“工資倍增”，或許同樣不足為取。冷血的“控制工資”固然是置民于水火，而激進的“工資倍增”同樣有可能誤民于倒懸。而且，平均數意義上的“工資倍增”，平等落實到每一個個体身上的難度很大，而更有可能變异為“強者吃肉弱者喝粥”。事實上，對于“工資倍增計划”的實施，誰人可以吃肉、誰人無奈喝粥、誰人只能旁觀，公眾的質疑之聲一直不絕于耳。

因此，通脹條件下“漲工資”，其核心不在于籠統的“工資倍增”，而應該重點在于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僅是富人与窮人的收入差距，也有政府財政收入与民眾工資收入的差距。總量意義上的“倍增”价值，顯然不如分配意義上的“減差”价值大，因為“倍增”可能會導致負面效應，而“減差”永遠只會產出正面效應。政府應該努力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不應以“控制工資增長”的經濟學教條來放縱自己的職責，諸如東莞政府向低保戶、五保戶等弱勢群体發放紅包的舉措是值得肯定的。

（陽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