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CPI持續走高的情況下，兩則關于工資增長的消息引發各大媒体熱議，一是廣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崔仁泉表示，廣州將全面實施“工資倍增計划”，從2008年起力爭全市職工平均工資每年遞增12%以上；二是深圳政協委員王同信、王鴻利在提案中呼吁，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工資正常增長机制，使之与國民經濟的
增長相适應；盡快制定并實施深圳市“工資倍增計划”，用5到7年的時間使職工工資增長一倍以上，同時用3到5年的時間實現最低工資倍增目標。
從理論上講，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必須与它的社會生產率相協調并保持适度的比例，如果工資超過這個合理比例大幅上漲，有可能導致人力資源快速上升，對經濟造成不利。反之，如果勞動力工資水平低于合理的比例，也將抑制消費，影響勞動力素質的提升，進而對經濟發展造成損害。一般認為，工資增長應該与GDP的增長水平同步，這樣才能保證廣大職工的生活質量，促進國內消費需求的持續擴大。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我國國民經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勞動者工資水平的增長卻跟不上經濟發展速度，雖然近年來這种情況有所好轉。數据顯示，2007年我國GDP達到249530億元，較1978年增長了67.5倍。在此過程中，政府和企業的收入也是相當可觀的。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總額突破5万億元，漲幅遠遠超過當年GDP的增長速度，而2007年我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1.62万億元，上繳稅金1.57万億元，雙雙創歷史新高。
最新數据顯示，從2002年以來，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連續4年實現兩位數增長，扣除价格上漲因素，年均遞增12%，但是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卻呈持續下降趨勢，2006年僅為11%，比發達國家工資占GDP的比重低得多，即使与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來比，情況也是不容樂觀。印度平均工資水平在2003、2004和2005三年里分別上漲了11.45%、11.6%和14%，遠遠高于其當年的GDP增長速度。同時，我國職工工資的增長速度也明顯低于同期政府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長速度，加上日益高漲的CPI，甚至使一些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出現負增長。可以說，政府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是以職工低工資為代价的，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普通老百姓并沒能充分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而且，上述平均增速12%的數据也受到了多方質疑，因為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統計辦法是將私企員工、農民工、自由職業者等排除在外的，掩蓋了全社會所有勞動者的工資真相。
与普通職工工資增長不理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許多高管人士的薪酬增長速度之快卻是讓人望塵莫及。前不久很多金融企業公布的年報顯示，一些金融行業高管的薪酬增長可謂是飆升之极，年薪高得离譜。如深發展董事長紐曼的薪酬為2285万元，是深發展去年淨利潤的0.9%；民生銀行有9位高管稅前年薪超過500万。顯然，這些高管薪金增長如此之快，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現象，比重較少的高管人士的工資增長過快過猛，使得大部分普通職工工資增長緩慢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遮蔽。
實施“工資倍增計划”，應該說是好事，也說明了政府和社會已經注意到職工工資增長緩慢的事實，但在具体的執行過程中，必須防止“工資倍增計划”成為少數人薪酬瘋漲的“專利”，而應該使其真正成為廣大民眾得到實惠的福音。
（編輯：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