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勇
廣東省從今年起實施“工資倍增計划”等三大計划，建立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机制。從2008年開始，全省職工工資每年遞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資水平翻兩番，讓職工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7月10日《南方日報》）
明确提出每年的遞增額度，即相當于一种對公眾的承諾，這足以表明廣東省相關部門
推進工資倍增計划的決心。但決心要和理想中的結果畫上等號，還需要一個操作性很強的過程。工資倍增計划的實施主体是企業，政府只能通過种种舉措激勵企業給員工多發工資，卻不能強制要求。這就帶來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沒有足夠約束力的工資倍增計划，如何讓企業甘心給員工多發工資？
從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提到的三大激勵措施來看，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或許對低收入者起點作用，但工資集体協商制度和工資指導，都被實踐證明短期內難以對企業形成足夠約束。若想實現職工工資倍增的承諾，還需要有對企業更具激勵性的措施。政府通過稅費減免的方式激勵企業合作推進工資倍增計划，或可一試。
企業是逐利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任何寄托于企業道德自覺之上的舉措，都只能是沙灘上的城堡。實現工資倍增目標的關鍵，在于政府能否正視企業的逐利性，并通過“以利換利”的舉措給予企業足夠的激勵。
政府推行工資倍增計划，實際上也是財富的一次重新分配。在這個過程中所發生的財富轉移，絕非僅僅在于企業和員工之間，因此，政府也有參与其中并讓利的責任。推進工資倍增計划也是一种政府主導的行為，如果把責任和義務全部壓在企業身上，對企業來說也是一种不公，而政府則有避責之嫌。如果政府能夠通過稅費減免等手段對企業實行“以利換利”的激勵，并制定榜單對推行工資倍增計划成績优秀的企業進行宣傳，相信企業就會有足夠的動力与政府合作推行工資倍增計划。
促使廣東推行工資倍增計划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近年來職工工資增長速度遠遠低于稅收增幅和GDP增幅。廣東如此，全國各地何嘗不是如此。事實上，財政收入連年創新高的政府，已經有能力通過稅費減免推行工資倍增等方式讓利于民。在物价飛漲的今天，通過政府讓利令國民財富部分實現重新分配，也是政府的一种義務。
但愿常領風气之先的廣東，在政府讓利推行工資倍增計划上，再次為全國破題。
（編輯：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