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清波
如何捐“身家”，怎么才能捐，是否什么都能捐？……富豪比爾·蓋茨捐出自己全部財產后，連日來，廣州市慈善會也接到一些熱心群眾詢問。廣州市慈善會秘書長盧貝拉表示，廣州雖然沒有比爾·蓋茨這樣的富豪，市民行善時很少宣揚和表達捐獻情結，但也有市民慷慨樂捐
，甚至也捐過“身家”。譬如大東街有一位老人屢屢為四川地震災區捐出自己看病的錢；2005年從救助崗位退休的獨身老人李廣陽為公益事業共捐出了30多万元，“可以說這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畢生的積蓄。”（7月5日《廣州日報》）
這一現象，發人深思。它用事實駁斥了一种說法，即有些人認為中國原本就缺乏慈善傳統。
事實上，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有“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慈善美德，直到近代，民間還有許多慈善捐助形式，如大戶人家逢年過節給貧民施粥等。而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等理念，更是催生慈善精神的動力。
所以，中國的慈善文化曾經也很發達，斷定中國人根本就缺乏慈善傳統，這昧于事實，也給人以文化自卑感。然而，我們也應當承認，今天的中國還有許多“為富不仁”的現象，日前有報道說，縱然是那些在公眾面前做出慷慨好施的人，諾而不捐也是慈善潛規則。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災中，湖北省民政廳公布數据，1.06億承諾捐款實際到賬僅7383万元。所以，現在的中國人在慈善精神方面的整体水平還有待提升，慈善傳統遭到沖擊、遏制，這也是客觀事實，沒有必要諱言。
那么，為什么會如此呢？有些原因是很明顯的。首先，中國整体經濟水平仍然不發達，“少數人先富起來”也不過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剛剛擺脫貧困的國人顯然還不具備經常樂善好施的實力；其次，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條件下，一些貪圖享樂、自私自利的腐朽思想沉渣泛起，國人整体文化素養偏低，也影響人們的慈善精神；再次，有關慈善的法律法規不完善，使慈善事業缺少制度的保障。有必要指出的是，政府在發展慈善事業方面也負有很大責任：一方面政府受傳統思維影響，習慣在百姓生活的各方面大包大攬，客觀上壓制了民間慈善文化生存發酵的空間；另一方面，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匱乏，譬如醫療養老保險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許多公民對自己的生活都有擔憂，又談何捐贈呢？而一些政府官員的鋪張浪費行為，更使百姓參加慈善事業的積极性受挫。
上述這些原因中，經濟發展水平、社會道德和文化發展水平、慈善法律建設水平，以及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等，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都會水漲船高，對此人們應該有信心。盡管中國目前還沒有比爾·蓋茨這樣的巨富之善，但中國人的慈善事業才剛剛起步，所以比起生活在慈善氛圍、法規建設等各方面都很健全社會中的比爾·蓋茨來，更加難能可貴。譬如廣東省的這些好心人，有的是在自己無錢看病、生活清苦的情形下捐出積蓄，盡管他們捐贈數目不多，但他們的慈善境界其實比蓋茨更高尚。
（編輯：蒙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