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

教育部在官方网站上公布新修訂的《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征求意見稿）》，將在全國范圍內公開征求意見。其中新增“保護學生安全”內容，頗讓人關注。聯系此次修訂的社會背景，新規可能引發對“范美忠事件”的第四波討論高潮。

概括地說，“范美忠事件”前三次討論高潮，第一次是在范美忠

這一次，我想話題會更加務實，比如從現實操作上討論，如何規范教師在發生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時的行為。

就這一點來講，新規增加“保護學生安全”的內容，可謂恰如其分。別看只有六字，分寸感掌握得不錯。在某种程度上，還避免了一場“道德民粹主義”的危机。

教師在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比如地震、火災、水災等）來臨時，有沒有責任保護學生（特別是未成年學生）的人身安全？一般認為應當是肯定的。“范美忠事件”發生后，很多人找出不少國家和地區的法規，也支持了教師負有保護責任之說。要指出的是，此前的教師職業道德規范以及其他相關法律并沒有明文規定。所以，范美忠“先跑”，首先錯不在他個人，而在于規范缺失。

然而，教師的保護責任應當履行到何种程度，才是問題關鍵所在。以前缺乏相關規范，這种責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約定俗成”，比如從傳統文化或道德共識上延伸而來，体現在教師個人道德境界上。換句話說，教師舍己救人無疑是崇高行為，反之教師像范美忠那樣先跑了，頂多是缺德行為而不必（也不應）為此負法律意義上——刑事或民事的責任。在如此巨大的行為落差面前，輿論呈激烈爭議形態，自然可以理解。包括有人指責范美忠必須舍己救人，有人支持范美忠一跑了之，都在上述行為區間。

那么，能不能從職業道德規范或法規強制規定教師行為？當然可以，而且有這個必要。只不過，無論是職業道德或其他法規，在這里必定出現兩難甚至多難局面。規定高了——比如必須舍己救人——并不現實，規定輕了又起不到約束作用。

這就在于，從職業道德規范角度，也只應做到如此——即對教師責任明确化，又給個人選擇留下足夠空間。這樣一來，以后發生突發災難，教師像范美忠那樣毫不作為的話，肯定是違反師德要求了；而教師選擇高尚還是盡到一般職責，則有賴于個人道德意識。進一步來說，這一片領域應當屬于個人道德調節范疇，而不應強制化。特別是，職業道德規范實屬從業人員的共識范疇，其遵從和履行本就有賴于個体，而非表現為外在強制力。

從懲罰手段來保證行為實施的，那就是法律的事情了。但是，假定從法律強制的角度，也不可能（或不應當）明确規定教師一定要犧牲自我去保護學生安全。或者說，犧牲自我應作為一种不可預見的后果而存在，不能從立法上鼓勵甚至強制規定之。因為從現代文明理念來講，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在一般情況下，個体沒有明确的法律義務必須為其他人舍棄生命。

現在，新規增加“保護學生安全”內容，彌補了此前的規范缺失。而新規修訂的理念，有意無意地遵循了“最低限度”的“立法原則”，即僅規定教師在保護學生安全方面應當有所作為，并不具体規定要達到何种程度。

天堂和地獄中間的地帶，乃人類賴以生存的人間；在高尚和無恥之間，是多數平凡如我者賴以立足的人性所在。這意味著，無論道德還是法律，都不能無限擴大到可能導致人人動輒獲咎的地步。然而，“范美忠事件”發生后，輿論頗有泛道德主義傾向，持范美忠不死不足以体現師德高尚觀點的人并不少見，破口大罵范美忠無恥者更是比比皆是。這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种 “道德民粹主義”的集体壓力。法理學家H.L.A.哈特在《法律、自由与道德》一書提到，這种民粹主義認為，多數者有著道德上的權利決定所有人如何生活。自然而然地，這會讓人聯想到“多數人的暴政”一說。只不過，這是一种道德上的“多數人的暴政”。

多數人（且不說在統計學上是否成立）認為教師應當舍己救人，是否就意味著他們可以憑借多數人的道德意志來替個人作出選擇？甚至在某种狀況下，可以采取道德上的強制行動，比如“以德殺人”？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無論再多的社會成員認為舍己救人是一种高尚的職業行為，依然是一种道德要求而非法律規定，因此不具有法律的強制性。換而言之，除非法有明文，否則屬于個人道德范疇的事務，不容許他人橫加干涉，因為這很可能构成對個人自由的一种侵犯。

由此來看，“師德新規”恰當地維持了自己的本分，并沒有一味地迎合輿論，從而無限抬高教師的職業道德水准。可以說，新規在某种程度上，還避免了一場“道德民粹主義”的危机。當然，新規可能在具体操作當中被异化，比如學校在實施過程中不恰當地引入“高標准、嚴要求”，從而使之成為教師不能承受之重。這是另外的話題了。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