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安徽阜陽被認為是一個“傷城”。有人這樣寫道：你見過一座城市傷心嗎？其實，“傷城”是這座城市的人在傷心。也是，這几年來，阜陽大頭娃娃事件、阜陽政府辦公樓小“白宮”事件、舉報人神秘死亡事件以及正在發展的阜陽腸道病毒EV71疫情……這些直接涉及當地官員的負面新聞事件，列隊而來，從各

我們從中也看到了這個城市治理者的強橫、荒唐以及蠻不講理。猶記得大頭娃娃事件剛剛揭露出來的時候，那些官員信誓旦旦地表態，及至事態蔓延，那些人又躲到哪里去了？阜陽貧窮的潁泉區居然仿照美國白宮，建造起一座豪華的辦公樓，而舉報這件事的李國福竟然就神秘死亡；腸道病毒已經鬧到了全社會關注的地步了，阜陽市領導還要公開辯白不要妖魔化阜陽！

新聞地圖上，一個城市發生一些不太合适的事情，按說也算不得什么，我們似乎也沒有必要把這些事件都有意識的串聯起來。但當一個城市頻頻發生全局性的惡性事件而沒有任何改變跡象時，這些事件就決不僅僅是孤立的新聞事件了。為什么總是這樣一個地方發生這些惡劣事件？僅僅是因為新聞媒体的格外“惠顧”嗎？僅僅是人們對一個地方所謂的地域偏見、地區歧視嗎？

至少從公開的報道上，我們沒有看到阜陽的積极行動。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事前的隱瞞和事后掩飾，以及掩飾不成的反噬。進一步講，這种瘋狂到了不顧基本事實的地步，應該是有著龐大官僚階層意志支撐的一种表達。不僅沒有認錯、整改，反而肆意發泄不滿；不僅不考慮百姓切身感受，反而以所謂的整体利益威脅外來監督；不僅不積极解決眼下的困局，反而把以前的錯誤當做委屈。

地方官員如此，一方面可能是個別官員的不自量力，妄圖以“妖魔化”語境作為脫身的良藥；另一方面，也是更可能的方面，則是這個地方的官僚階層，已經形成了一种瞞和騙的文化，正所謂“斯地而有斯人也”。借用丹納《藝術哲學》的說法，种族、環境和時代三個原則造就了藝術家；地域傳統、官場文化、時代影響等三原則造就了阜陽的官員，也成為“傷城”的強大推力。

如果阜陽過于孤例，還可以把湖南郴州拉來捧場。這個郴州一樣不簡單，其受傷的程度絲毫不遜色于阜陽，以李大倫為代表的郴州官僚階層這些年的閃躲騰挪，把一個城市折騰得七葷八素。這兩個城市都受害于強梁霸道的官員，也都有著獨特的地域文化傳統，其所形成的官場文化很難說有多少新的東西，大多是舊時官場文化的翻版。至于時代對于官員的要求，不說也罷。

如此合力塑造下的城市，只能是一個怪异的組合体。在這樣的組合体里邊，照例我們是很難看得到小民的臉譜的。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個人設計，他們的城市夢想，都被籠罩和遮蔽了。什么時候才能看到他們的清晰面容？只有在“大頭娃娃”爆發的時候，只有在腸道病毒死人再難隱瞞下去的時候，只有在媒体看得到的時候，他們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哀哀欲絕呈現在全社會面前。

傷城，首先受到傷害的是那些呼告無門的小民，是那些希望城市發展、民生幸福的底層社會，是那些渴望進城和城市一起成長的農民。至于官員們口口聲聲的妖魔化，不過是擔憂這樣的揭露，可能影響他們的仕途。不然的話，鞠躬盡瘁殫精竭慮不讓城市受傷不就得了？還用說什么妖魔化的話！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