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話題：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開始實施。上周一，該條例實施后的第一個工作日，廣州市官方新聞信息發布的重要平台——廣州新聞中心正式啟動。
特邀議員
王則楚（廣東省政府參事）
曾德雄（廣州市人大代表）
李公明（廣東省第九屆政協委員）
信息公開
有助打破政治神秘感
新快報：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后，廣州啟用全新的新聞中心，這將會帶來怎樣的改變？
王則楚：廣州啟用新聞中心應該算是個巨大的進步，有了信息公開才會有社會上的輿論風气，老百姓的公民意識才會逐漸被喚醒。
李公明：新聞中心的啟用，一方面，媒体完全有權利在這里要求政府公布公眾感興趣的信息。同時，這個中心也必須提供給公民來使用，因為這是用納稅人的錢建起來的。
曾德雄：希望新聞中心的啟用和條例的實施，能夠促使政府改變現有的政治觀念。受傳統政治思想影響，在一些突發事情出現后，有些政府官員在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如何把事情隱瞞住，或者如何把公眾忽悠住。由于互聯网的發達，一些原本看似很小的事情，最后可以演變為一個大型的公共事件，甚至在全世界都產生影響。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經常會發現政府估計不足，准備不足，應對也不足，陷入非常尷尬的地步。
王則楚：有些人一談到信息公開，就擔心影響社會穩定。實際上，一個穩定的社會，它的信息本身就應該是公開的。之所以怕信息公開影響穩定，說明這里頭有隱瞞信息達到某种穩定的目的。
就跟九江大橋賠不賠款一樣，不也沒有下文了嘛。最怕就是不吭聲，只要吭聲，哪怕講什么都行，講得不對自然會有人進行辯論。只要不危害國家安全，公民有權申請要求政府公布信息。
比如說政協委員是根据誰提名的，怎么提名的，又是怎樣安排具体事務的，為什么有些人能當選，有些人卻不能當選。有人曾申請要求公開這些內容，但得到的答复是，這些都征求過意見，也協商過，但沒有必要告訴申請人。這叫什么話呢？
曾德雄：自古以來，中國政治有兩個很明顯的特點，一個是神圣性，一個是神秘性。這兩個特性不是隨意形成的，而是有意塑造成這個樣子的。神圣和道德是聯系在一起的，同時為了表現和維持神圣，一定要保持神秘感和威嚴感，這种特點其實一直延續到現在。從這點看，這次條例的實施有著重要的意義，它打破了這种神圣感和神秘感。
但是，從條例的相關內容來看，信息公開還是政府占主導地位，甚至是絕對主導的地位。我注意到，該條例有這么几條，比如說涉及到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社會穩定的信息不可以公開，這個伸縮性就太大了。
特別是社會穩定，任何事情都可以以這個理由不公開。公開什么信息，以什么樣的方式來公開，主動權完全在政府這一邊，民眾是沒有主動權的。這种狀況是不符合現代社會原則的。
健全《保密法》是信息公開前提
新快報：《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公布后，社會上曾出現過一些質疑的聲音，它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嗎？
李公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公布后，我對其進行了一些了解，從條例的措辭中發現几個問題。條例規定有四類信息政府須主動公開，如“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公眾廣泛知曉或參与的”，但問題是，誰來界定哪些信息是“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哪些又是“需要公眾廣泛知曉或參与的”？如果是政府自己來界定，那是不是又變成了自我選擇，自說自話？
在條例有關“答复”的規定中，政府可以掌握著是否“屬于公開范圍”的決定權，但公民并不清楚什么是“公開范圍”。條例還規定，政府可以答复“該信息不存在”，但問題是，公民如何确認政府答复的“該信息不存在”是真實的呢？
可以說，這部條例本身就充滿了极端模糊的空間。這部條例此前肯定有一個討論過程，但這個討論僅限于相關部門的討論，公眾事先沒有得到這些討論的信息。
換句話來說，這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產生過程本身信息就不公開。這是個最大的矛盾。
即便是這樣，這都是個很大的進步，這表明了政府的一种姿態。但這個條例僅僅是個開端，真正要實現社會的信息自由，需要從法律上對公民的知情權進行保障，必須從法律上進行建构。
很少人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与《保密法》聯系起來，其實，兩者的關系應該是最緊密的。怎么樣來實現和監督信息公開呢？凡是《保密法》沒有明确規定要保密的，公民有權知道，媒体有權報道。
所以，信息公開的前提是健全《保密法》，講清楚什么是不能講的。此外，還應該形成一种觀念，除与國家有協議外，公民和媒体是沒有任何義務要為國家保密的，這是所有文明國家的通例。
曾德雄：這個條例目前還只是行政法規，還沒有上升到法律的地位，在它上面還有更多的上位法，如《保密法》等，而《保密法》是20多年前制定的，如果兩者有沖突怎么辦？如果真正要做到信息公開，就應該先考慮把它提升到法律的高度。
李公明：這個法規倒不需要急著進行修改，現在最需要的是在法制范疇內建立起公民知情權的法律保障体系。有了這套体系后，行政机构的法規再根据它來做出相應的修訂。
落實知情權，政府應做表率
新快報：個体在實現信息公開、滿足知情權方面，能有怎樣的作為？
李公明：實現信息公開、知情權，最有效的途徑還在于公民自身，公民自身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沒有辦法去建立某一种法律体系。但是公民完全可以通過個案作出申請、呼吁來推動這件事情進步。如果很多的公民經常提出這樣一种個案的要求，政府就必須去面對。為什么孫志剛案會促進歷史的一個巨大進步呢？它就是個典型的個案，這個個案暴露的問題已經是人們無可回避。
王則楚：确實，公民應該認識到自己有怎樣的權利，積极主動地去實現這個權利。但我認為，目前帶頭的還應該是政府。比如說，人大會議本來是應該公開舉行的，但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規定。
我曾經提過，人大的常委會會議是不是可以電視直播，也沒有實現。人大常委會的簡報，為什么不能對媒体公開？原來是公開的，后來就不公開了，也不發了，還印上編碼，每個常委會委員拿到后還要退回去的。一方面是信息公開，一方面對很多事情卻越來越嚴。
比如說最近一些地方在拆除民眾的衛星信號接收器，其實衛星電視對于有線電視而言是更便宜的信息渠道。為了輿論引導，防止有害信息進入，政府禁止私人接收衛星信號。
但問題是，禁止這些東西就造成了有線電視的壟斷，因此才有了有線電視動不動就漲价的局面。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其實，如果禁止衛星電視的話，那就應該向民眾提供免費的有線電視。在沒有放開之前，有線電視更不能考慮漲价的問題。其實，這還是慣性思維把輿論引導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信息公開放在第一位。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和廣州新聞中心的啟用是個好事，但是我希望朝著信息公開、滿足公民知情權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朝著輿論引導來發展。包括維護穩定，其實都是公開的才能維護穩定，不是瞞得住才能維護穩定。事實證明，瞞的那种是最有害的，越瞞越不穩定。
新聞發言人不應為對付媒体
新快報：新條例實施后，如何健全已有的新聞發言人制度？
李公明：新聞發言人制度也存在了一段時間了，從目前情況來看，它還沒有成為信息公開的一种常設制度。
更關鍵的是，對政府新聞發布應該有一個自由公開的評論及監督制度。現在最明顯的欠缺是，沒有批評新聞發布會的聲音，媒体大多只報道新聞發布會上的內容，而不會對新聞發布會本身進行評价。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問答只會照登在媒体上，而不會有人對其進行評价。
可以預見，廣州新聞中心的啟用，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媒体在這方面應發揮作用。
曾德雄：有的時候，新聞發言人給人的感覺不是想公布什么，而是想隱瞞什么。
李公明：這就造成了一种惡性循環，有時明明政府是在發布真實的信息，卻得不到公眾真正的信任。這個問題出在哪里呢？因為政府很多時候都只有一种聲音，正面的就是純正面的，負面的就全負面的，而且是有選擇性的向公眾發布消息，想告訴就公布，不想告訴的就隱瞞。
曾德雄：這确實涉及新聞發言人的素質問題，但我覺得目前所說的素質，還不是現代民主社會下新聞發言人的素質，而是政府自身制定的素質。比如說，在廣州一些新聞發言人的培訓班上，講課的目的不是教他們如何把真相告訴公眾，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對付媒体和公眾對真相的詢問，后者反倒成了新聞發言人素質的高低標准。
（編輯：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