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義昆

2008年春天，“大部制”成為“高頻詞”。正在進行的新一輪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明确提出了“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其實，高校同樣需要進行‘大部制’改革，壓縮管理部門數量，減少管理成本，真正建立以學術為核心的內部管理体制。”武漢大學劉經南校長日前接受采訪時這樣表示。（4月16日

有人形容如今的大學是“校級領導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中國的大學目前到底有多少管理部門、多少行政人員，從其网站上可以很容易得到結果，然而，“原來只在政府部門中存在的‘公文旅行’、‘踢皮球’等現象在高校也時有發生”——管理部門繁多、工作人員日趨膨脹并沒有帶來行政的高效、只帶來了高校辦學成本的日益高企。對高校進行“大部制”、壓縮管理部門數量和減少管理成本已勢在必行。

高校的管理部門過多并不能簡單地看作是高校的懶政，各种檢查過濫、承擔的職能過多有關也同樣會導致高校管理部門日趨膨脹。不久前人大校長紀寶成就猛烈抨擊教育評估太多太濫。其實，高校要面對本科教學評估、211工程檢查這樣的工作，也要承擔諸如學科點申報、科研設備申請甚至后備軍官選拔培訓等職能。出于這些工作的難度以及對這些工作的重視，高校往往會成立專門的管理部門來開展工作。日積月累，高校的管理部門積重難返。

与國務院的“大部制”改革一樣，高校的“大部制”改革同樣也可能面臨改革之后人員難以安置的困境，這与高校乃至政府行政管理部門領導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官場傳統”有關。在這种“官場傳統”下，在評估檢查、社會職能仍然繁重的情況下，意圖精兵減政的高校 “大部制”改革很容易陷入“帕金森定律”：部門是減少了，但部門副手卻增多了，負責具体工作的工作人員反而更少了，高校的行政效率反而更低了。

因此，大學不僅需要“大部制”改革，也需要從繁重的檢查、過多的職能當中解放出來。這一方面要求管理部門的檢查評估不能過多過濫，少讓高校承擔其他的社會職能；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門也應逐步將權力真正下放到高校手中，讓高校擁有更多的辦學自主權。否則，高校的“大部制”改革難免走上精簡、膨脹、再精簡的怪圈。

政府部門的行政權力過大，導致了高校行政人員的權力膨脹。以致于一些大學教師本來不太樂意當官，現在卻挖空心思地去爭當處長、院長。因為掌握了行政權力，就能獲得更多的科研項目，更多的社會資源。最后也就出現了一些專職的院長副院長從來不給學生上課評上了教授博導的職稱、從來不搞科研卻手握多個項目的怪現象。要抑制高校行政人員的膨脹，也必須消減其手中分配資源的權力，將資源配置重心轉移到大學教師授課和科研上來。

相比于國務院的“大部制”改革，大學的“大部制”改革并不來得更容易。事實上，作為管理者，國務院的“大部制”改革只需各部門厘清自身權力和職能，而高校同時還要面對在上的行政壓力。要改變高校管理行政化、在高校實現學術權力核心化，顯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