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說，泛罪化、重刑化的思想，古已有之，商鞅以重典治國，但卻造成了一個苛政暴政的秦帝國，商鞅本人死于苛政中，秦帝國也是二世而亡，下場可悲。所以，后世的統治者，盡管有心用重刑，還是提出和遵循“亂世用重典”、“刑罰世輕世重”的原則，只是在亂世才會用重刑。我們的委員、代表怎么了，難道是我們當代人的素質降低了，還是認為我們今天真處于亂世當中，非得創設這么多罪名，非得用重刑不可？

有泛罪化、重刑化思維的人，大抵也有道德洁癖，他們根本不懂得“法不責眾”的道理。他們只想著某种行為不好，就必須用嚴刑峻法來制止它，并沒有考慮到這种行為這么多人違反背后的社會原因和人性弱點。他們身上的道德感令人敬佩，不過，這种道德訴諸于強制，往往是令人恐怖的。一個行為之所以有許多人實施它，大抵不外乎有其客觀生成的社會原因，或者是人性的弱點，或者它不過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道德問題；如果硬是要強行實施嚴刑峻法，要么是逼迫人走絕路，要么是做道德霸主，要么侵犯人的基本自由，要么是要剪除人性。如“包二奶”，這本是一個道德問題，可以采取道德教化和民事法律手段來處理，何必要將其犯罪化；即使上述手段仍然不能完全解決，但我從來沒有看過哪個社會用法律的大棒，剪除了人性的弱點，創造了一個無菌社會!

有泛罪化、重刑化思維和道德洁癖的人,也是從來不會考慮立法与執法、司法成本的人。國家司法資源有限，要將最有限的司法資源用到最需要用的地方，這本是一個最淺顯的道理，但道德感過于強的人，頭腦一熱，根本就不會考慮這些問題。現實中，連有“重婚”行為的人，國家都根本顧不上，基本還是“民不告，官不究”，再將“包二奶”入罪，司法机關忙得過來嗎？至于“即使在网上傳播一張淫穢照片也應屬于犯罪”，我看大概國家對于殺人、搶劫的事情都不用查了，專門來查淫穢照片了，而且國家還得再修建比現在多一千倍的監獄來對付這些傳播照片的“罪犯”。還有，對于襲擊警察的行為，目前已經有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妨害公務罪等罪名治著，有必要設立“襲警罪”嗎？是不是還要設立一個襲擊檢察官罪、襲擊法官罪、襲擊領導人罪？如此，立法机關忙得過來嗎？當然，你們會說，即使現實中對付不了，也要法律加以規定，有規定擺在那里總更好。不過，也不要忘了，一個法律經常執行不了，成為了擺設，人們對法律的威嚴和尊重也是會隨之下降的。

有泛罪化、重刑化思維和道德洁癖的人，也根本不會考慮法律實施的真正的效果是什么，他們以為嚴刑峻法之下，一切都會改觀，但我要說這不是妄想就是譫語。罪名不是越多越好，刑罰不是越重越有效。二千多年前，老子就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孟德斯鳩也告訴我們：“當國家的力量被用盡時，人們的思想中也适應了嚴刑峻法，就如同對寬法輕刑也會适應一樣。”當人們對于嚴刑峻法開始麻痹時，也就是法律對于他們失效之時，也是社會走向無序之時。事實上，一個文明、有序的社會，從來都不是嚴刑峻法造就的，它需要良法之制，需要法律一定的寬容，也需要執法的嚴明和公正，如貝卡利亞所說：“刑罰的威懾力不在于刑罰的嚴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老子所說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泛罪化、重刑化更大的危害，在于毒害人們的精神，造就社會的暴虐，以及國家權力的濫用与專斷。試想，國家公然主張過分使用暴力，宣揚嚴刑峻法，民眾何以不會“以吏為師”，習得這种暴虐的風气呢？嚴刑峻法之下，權力必然產生濫用与集權，對于有害于社會的行為可以治之以刑，對于不危害社會僅僅是批評范圍之內的行為也可能治之以刑，最終，權力的机器將吞噬包括有道德洁癖、主張泛罪化、重刑化在內的所有人的權利与自由。孟德斯鳩說：“人們所看到的只是立法者的嚴酷，而國家中卻遺留下某种由于這种嚴酷的做法所導致的弊害；進而使人民的精神世界被毒化，适應專制主義傾向。”

來源：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