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1日，有這樣兩條新聞，看了以后讓人頓生五味雜陳之感。第一條是“廣州政協主席稱不是有錢就可以當政協委員”（2月1日《南方都市報》）；第二條是“近8成省級行政領導擁有高學歷”（2月1日《新京報》）。

第一條乍一听，頗為正面，似無懈可擊，但細細品味一下，卻不難從中讀出“沒錢是絕對當

政協的功能是就國家的大政方針進行“政治協商”，如果在政協的會議室里，沒有來自草根的委員，那協商也就變成有錢人之間的協商，社會名流之間的協商，或者有錢人和社會名流之間的協商，簡言之，就是精英之間的協商。這种協商，好處是容易達成共識，缺點是這种“共識”在社會上又不容易成為共識。本來，如果在人大代表中，草根代表的比例如果能和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相稱，是可以彌補這個不足的，這也是制度設計的原意。但遺憾的是，在人大代表的組成上，這些年來也出現了“政協化”的趨勢，多精英少草根，与政協高度雷同，因此也就無法再發揮揚長避短，互相制衡的效能了。

第二條新聞也是這樣，猛一听是個好消息，但卻不能消除這樣几點疑惑：他們的高學歷的含金量如何？高學歷就一定是高能力嗎？高學歷就一定能夠一心為民，清正廉洁嗎？

不過我最擔心的還不是這几個問題，而是在當今大學實行高學費政策的大背景下，要獲得高學歷，非得家里有錢才行。茅于軾不久前就公布了一個數字：大學里80%以上都是富人家的孩子。這樣看來，如果把高學歷作為成為行政領導的“准入資格”的，則草根還是沒戲：因為沒錢，所以沒有高學歷，因為沒有高學歷，所以成不了行政領導。

這种趨勢發展下去，則草根在主流政治中，恐怕很快就要絕跡了。即便是還有那么几個，可能也像需要保護的珍稀動物那樣，僅僅是“存在”而已，卻不再是大自然中一個有活力，有競爭力的物种了。

但在主流政治當中，如果沒有有實際影響力草根群体存在，潛在的風險是很大的，比方說，如果草根對決策有很強的影響力，我們很難想象“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之類的政策能夠出台，如果工人對決策有很強的影響力，我們也很難想象大規模下崗的政策會出台。而如今，為了构建和諧社會，我們不得不以极大的努力來消除這些政策的負面后果。

主流政治中全是精英而不見草根，一個絕對必要的邏輯前提是精英們能夠主動地替草根著想，不會利用自己优勢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這樣一來，我們不是在指望精英們都是圣人了嗎？而現在大家不是都不再相信圣人了嗎？

如何能夠開辟渠道，使“有錢”和高學歷之外的草根群体，也能夠在主流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應該是我們今年在進行政治改革時所必須考慮的問題。

來源：紅网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