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近日，廣東兩會上出現了戲劇性的場景：有人大代表受不了其他代表的尖銳發言，而屢次打斷發言并最終憤然离去！

列席分組討論的全國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審議兩院報告時，直言司法系統存在的一些問題。指出，無論在哪個單位，人權和財權獨立，才能保證不出問題。“否則，紀委書記在書記領導之下

非常敬佩李永忠代表不辱代議使命、不自設發言禁忌、不迎合政治正确、敢于直言的精神，一個受選民委托參政議政和監督政府的人大代表，就應該站在選民利益立場勇敢地指出政府存在的問題，盡管問題听起來可能有點刺耳——可問題只有“存不存在”之分，而不應有“尖不尖銳”之分。從沒有哪條法律對人大代表的批評設限，規定哪些可以暢所欲言、哪些屬于敏感禁區。相反，法律是以“會議期間代表言論可免責”，來鼓勵人大代表充分自由地發言。如果一個代表時時把“選民委托”放在心中，時時把選民當作自己的靠山，不會在察顏觀色、權衡個人利弊和考慮听者承受力中，自設發言禁忌。更何況我們的体制确實存在“紀委書記在書記領導下不敢監督書記”的弊病：許多高官落馬和一把手腐敗的頻頻現形，正暴露出這一問題。高層和党建學者對党內民主念茲在茲，也正是焦慮于這個制度弊病。

因此，很不理解那位代表對李永忠發言的不滿。打斷其他代表的發言，本來就很不禮貌。而且，李代表根本沒說這個發言代表小組意見，沒必要急于撇清連帶責任。再者，“言者無罪”，連該省省委書記汪洋同志都說“讓人講真話須允許他說錯話”，人家發言的代表都沒顧忌什么，被批評的部門也在認真聆听，一個旁听的人大代表，怎么連听下去的勇气都沒有？

顯然，那位代表所以打斷李的發言并憤然退場，是出于一种恐懼，害怕同組代表的“尖銳發言”得罪了領導，從而連累自己受到懲罰——畢竟，在座的都是党政領導和各部門的領導，李永忠的發言又直言“紀委對一把手的監督”問題。如果心中時時都裝著領導的偏好，想著領導的臉色，揣摩領導的意志，想著領導听到這些發言后會什么態度，必然會在心中設置無數的發言禁忌，也自然就對超出“禁忌”的發言充滿恐懼——竟然敢提紀委監督一把手這种問題，這還不惹得龍顏大怒啊！在“領導很生气、后果很嚴重”的恐懼想象中，那位代表忙不迭地与“尖銳發言”划清界限，甚至以“退場”表達不滿，向領導展示一种政治姿態。

雖然很反感這位代表的行為，但在既有的不完善代議体制下，又很理解這种行為。确實，從道理上講，人大代表既然受選民委托去代行參政議政和監督的政治權利，代表其利益發言和對政府進行監督，在人代會上說每句話時都要想象著“選民的注視”——帶著“對選民注視的想象”而不是“對領導注視的想象”去監督，去迎合選民的好惡而不是迎合領導的好惡。

可我們的代議制度缺乏這种人民与代表間直接的代議連接。首先，人大代表選舉的民主性較弱，很多代表并非人民選出來，既然如此也就缺乏選民意識；其次，人大代表也缺乏面向人民的履職壓力，即使當“花瓶代表”人民也拿他沒有辦法（一來看不到，二來即使看到也很難罷免），如此也就沒有選民壓力感；最后，人大在政府面前還沒有樹立起足夠的權威，即使想忠誠代民履職也沒有能力。在這种“選民不在場”而“領導都在場”的代議場景下，很多人大代表發言時，考慮的自然是“領導的注視”而非“選民的注視”。在對領導自上而下逼視的想象下，揣摩領導好惡、揀不得罪領導的話說，就會成為常態。

于是，那位代表听到冒犯領導的尖銳言論后，就拍案而起憤然离去，給領導留下了一個無比美麗的背影。在場的領導可能都記住了這個名字，可選民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