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峰

“地鐵２號線的概算是１０６億元，結算時是８８億元。省了十几個億卻沒有一句贊揚的話，還批評你”，“市里曾撥款給區整治一條河涌，區里只花了其中部分錢，就已達到預期效果。結果將余錢上交市財政時，人家卻說你‘績效不好！怎么還剩１０００多万啊？’”日前在廣東省“兩會”上，人大代表紛紛“痛批

看到這樣的新聞，我想，首先應該對廣東人大代表的直率与敢言表示感謝，感謝他們能夠直言當地預算管理現狀中顛倒混亂的弊象。然而，感謝之余，冷靜思考，又不得不承認，如此預算管理怪現狀，其實算不得是啥新鮮事，而不過是現行預算管理机制中一個普遍存在的老病症而已。

据此前媒体報道，在去年１１月初——預算年度僅剩下兩個月時，“大部分中央部委只花掉了總預算的六成多”。這意味著，剩下的兩個月，中央各部委要“突擊”花掉３０００億到４０００億元人民幣，才能如期“完成”預算。為此，許多部門紛紛下發通知，要求下級各單位須完成花錢指標，而如果錢不能赶在年底前花出去，下個年度的預算規模將被核減。

“逼著亂花錢”、“只問花錢不看效果”——浪費揮霍有好處、節約省錢反而受罰，如此荒謬的預算管理生態，我們顯然很難再稱之“預算”，而只能說它是一种“非預算”、“反預算”。

預者，事先籌划、裁度也，所謂“預則立，不預則廢”。因此，預算之“預”，天然就包括有嚴格審慎以及相應的儉省、避免浪費之義。這正如我國《預算法》第３０條所要求的：“各級預算支出的編制，應當貫徹厲行節約、勤儉建國的方針”，“統籌兼顧，确保重點，在保證政府公共支出合理需要的前提下，妥善安排其他各類預算支出”。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導致了預算管理的“非預算”乃至“反預算”化呢？道理并不复雜，一言以蔽之，即現行預算管理机制体制中民主法制的含量嚴重不足。

就民主而言，作為預算資金的真正主人——廣大民眾，以及作為其代議机构的人大，在預算的編制、審議、執行等各個環節，往往缺乏足夠充分通暢的知情權、參与權、表達權、監督權。而就法制來看，一方面，由于現行預算法規在預算究竟應該如何編制、細化，以确保其科學性、准确性等方面缺乏具体明确的規定，導致預算被隨意操作的空間便非常大，而可監督性卻非常小；另一方面，現行法規對于違反預算行為的問責又十分輕微，如依据現行《預算法》，預算違法者僅須承擔“處分”層次上的行政責任，而沒有司法層次上的刑事責任——如此低廉的違法成本之下，“亂花錢”自然有恃無恐。

“民主法制”乃是和諧社會的基本和首要內容，“逼著亂花錢”的“反預算”的普遍存在，無疑极不和諧，因此，要讓預算回歸和諧，出路只能是不斷推進深化預算的民主和法制化。

來源：河南日報報業集團—大河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