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獵德拆遷項目屬于城中村改造，其要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法律上就必須是由“村”改“城”，相應地，先前城中村所占用的土地也應該從集体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按照我國土地法的相關規定，集体土地轉為國有土地，必須經過國家法定的征收程序，也就是說，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土地征收程序在先，村庄改造程序在后，兩者不能混為一談。而獵德拆遷過程中，之所以“釘子戶”對于兩審終審的法院判決也不服气，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土地征收和村庄開發兩者被混淆在一起，成為獵德經濟開發有限公司的“獨角戲”。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北京酒仙橋危房改造中“票決拆遷”的做法，我愿意將獵德“釘子戶”事件視為“票決拆遷”的翻版。兩者都是在同意拆遷補償標准者達到一定比例后，其他不同意拆遷補償標准的住戶就必須服從認可協議，執行由多數人通過民主程序決定的拆遷補償方案，拒絕執行者無疑就會成為絕對的“釘子戶”。

但現在的問題是，拆遷補償方案到底該通過什么樣的程序來确定，才能對被拆遷者產生法律上的約束力？

根据法律規定，即便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應該對當事人進行合理的補償。但是，不論是酒仙橋危改，還是獵德村城中村改造，其之所以引起“釘子戶”的抗爭，恰恰是因為“改造”和“開發”兩個程序混淆在一起，由此導致補償標准并不一定合理。

按理說，“改造”應該由政府主導，諸如确定合理的補償標准等都應由政府充當主角，因為這涉及一個土地征收為國有的程序，政府當然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主体；而“開發”過程才有開發商介入的必要，如果開發商想要提前介入改造程序，它首先需要完成的就是對所有住戶進行合理補償的任務。

開發商与住戶之間的補償協議，自然不能通過民主程序來完成，而要与住戶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共同确定，否則就是通過民主程序來行使剝奪少數人權利之實的“多數人暴政”。

但現在的問題是，當政府將改造、補償以及開發等一系列問題全權交由開發商處理時，政府公共職能的缺位以及開發商私權利的越位，使得“票決拆遷”這樣打著民主旗號，以多數人利益為由剝奪少數人合法權益的現象屢見不鮮，這才是獵德拆遷“釘子戶”不服判決的關鍵所在。

來源：新快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