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報（以下簡稱新）：今年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30周年，您覺得對教育來說，這30年的解放思想，有哪些值得我們去總結的成功經驗的？有哪些是需要檢討的？

楊東平（以下簡稱楊）：1977年恢复全國統一高考制度，標志著中國教育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恢复整頓并重新得到發展。值得認識的是1979年前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教育界卻是一場“未完成的撥亂反正”。我們僅僅在“要不要教育”的問題上恢复了常識，而對于要什么樣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卻未能產生新的思維，而采取“回到50年代”的簡單做法，錯失了一個歷史性机遇。直至今日，我國的教育体制、指導思想仍遺有計划經濟体制和“左”的思想的明顯影響，這是教育領域与經濟領域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面向未來的教育改革必須要補上的一課。

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新時期教育的真正起點。《決定》指出“輕視教育、輕視知識、輕視人才的錯誤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響還沒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适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扭轉”；“在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上陳舊落后，不同程度地脫离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落后于當代科學文化的發展”。《決定》認為教育体制的弊端主要是：政府有關部門對學校主要是對高等學校統得過死，使學校缺乏活力；政府部門應該管的事卻沒有很好地管起來；提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种狀況，必須從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統地進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构，相應地改革勞動人事制度。還有改革同社會主義現代化不相适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

90年代中期之后，在体制改革停滯，政府教育投入嚴重不足的背景下，教育逐漸走上了一條被輿論稱為“教育產業化”的路線。教育改革的主要動机是通過市場机制擴大教育資源，彌補教育經費不足，學校的實際興奮點集中在教育收費、經營創收、后勤社會化等方面。

這雖然對于當時改善辦學條件，擴大教育資源具有實際的作用；然而，這一發展模式對教育的負面影響也十分深刻。把教育當“產業”推向市場，破坏了教育發展、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對教育發展的規模、速度、經濟效益的追求，壓倒了對教育公平、教育質量、教育品質的關注。公辦學校通過“改制”實行高收費、改變義務教育和公辦學校的公益性等种种營利行為，扭曲了學校的教育功能。對數字、數量的片面追求，造成前所未有的學術浮躁和學術泡沫。日趨嚴重的教育腐敗、學術腐敗損害了教育質量和教育的內在品質，致使教育已經成為人民群眾強烈不滿的問題領域。

應當說，1985年《決定》對教育的基本評价，今天仍然适用。《決定》所提出的以体制改革為中心的改革任務和目標，是我們今天需要繼續完成的。

教育改革缺乏應有危机感

新：您覺得教育領域內還有哪些“禁區”是需要去打破的？

楊：近30年來，世界范圍內的教育改革風起云涌，從未停息。世界各國的教育競爭在某种程度上已經体現為教育改革的競爭。然而，与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并存的另一個事實，是我們對教育改革缺乏應有的危机感和緊迫感。對教育改革的遲鈍和延誤，將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產生不利的長遠影響。

例如，由于缺乏社會參与、社會監督、公開討論等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机制，缺乏問責制，近年來的一些重大教育政策———如高校擴張合并、建大學城、示范性高中、中小學撤校合并、民辦教育政策等等———隨意性較強，科學性較差，在實施中操之過急，用行政化、運動式的方式推進，忽視各地的實際情況，在實踐中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

經20年國民經濟和教育的高速發展，教育在整体已超越极度短缺、貧困的狀態。隨著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農村逐漸實施免費的義務教育，學齡儿童的出生率不斷降低，教育外部條件明顯改善，內部環境逐漸寬松。

中國教育正面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從滿足基本需要，到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關鍵是要根据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体制的實際需要，改善、更新我們的教育“軟件”，改革不适合現代化需要的教育体制。

政治与教育、政治与學術的關系仍有待真正改善。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對教育的政治社會化功能的無限夸大，致使教育在文革中淪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導致教育中斷、文明淪落的悲劇。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清除在計划經濟和階級斗爭年代形成的“左”的思想障礙，真正按照教育規律、學術規律辦事。

當前，它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改變排斥和限制社會力量參与教育發展的“左”的思維，擴大教育對內對外的開放，大力發展民辦教育，從而有效地擴大教育資源，促進辦學体制、辦學模式的多樣化。

二是提倡學術自由，在高等學校實行學術內行的自我管理、學術本位的管理。這是現代科研制度、大學制度的基本要義，也是創造性人才和創造性成果產生的基本土壤和制度環境。這也是改變人才流失的狀況，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回國工作的重要机制。

高考改革須破除懶政行為

新：您在去年領銜起草了“首份民間高考方案”———《中國高考制度改革方案》。當時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即表示民間努力探索高考改革的精神“值得稱道”，但也表示，“高考改革是漸進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個方案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您是否認同教育部的這個論斷？您覺得在高考改革上，我們的“思想解放”是否還不夠徹底？

楊：我們要回答的是一場漸進的、穩健的、實質性的制度改革是否可能？答案應當是确定的。有人以不成功的改革來論證改革不會成功，也有人以條件不具備為由，不是去改革有缺陷的制度，而是用更差的制度為它配套。其實，我們是可以有不同選擇的。

正确的思路是用改革的措施為改革配套，用改革促進改革。

例如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在現行封閉的、缺乏監督的錄取制度下，簡單的放權無疑會造成更多的招生腐敗，這正是公眾不看好這一改革的原因。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制度創新來推進這一改革，通過更大程度的信息公開，通過建立公眾、媒体、家長、教師代表組成的“陪審團”全程參与錄取過程，保障公平和消除腐敗，同時保障和擴大了高校的自主權，這不是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嗎？

在制度變革的問題上，必須破除那种“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惰性思維和無所作為、不作為的懶政行為。制度既然是人為設計的，也都是可以与時俱進加以創新和改變的。

當前，全國高考的平均錄取率已經達到55%以上，大城市達到70%以上，高等教育供求關系已經相當寬松，我們完全有條件、有可能去改善和變革高考制度。關鍵是我們必須确定一個清晰的目標模式，必須有明确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确定我們五年、十年、十五年要達到的目標。

正視廣東教育管理“短板”

新：作為一個長期關注教育公平的學者，您覺得如果廣東教育要再一次“思想解放”，應該在教育公平上如何更有作為？比如對廣東民辦教育的態度和政策問題？或者在落實廣東外來工子弟平等教育權的問題上您有什么建議？

楊：廣東省解放思想的實際行動之一是自曝“家底”。如教育落后、醫療落后、城鄉差异、地區差异巨大等等。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來檢視和反省，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這類社會管理的“短板”還有不少，例如珠三角的治安狀況、環境污染、勞資關系、外來流動人口的生存狀況等等，都是需要，并加以認真解決的。

在農村基本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之后，城市流動儿童的教育已經成為最為突出的教育公平問題。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大中城市外來流動人口剛性增長的趨勢不可能改變，大城市打工子弟教育問題將長期存在。

我們應當認清這一趨勢，從長計議，通過制度創新予以創造性的解決。關鍵是要突破城鄉二元結构形成的以戶籍人口為主的學校教育管理体制，建立以常住人口/居住地為依据的管理体制，從而為居住于本地區的非戶籍人口（流動人口）提供公共服務，將農民工子女教育納入地區教育事業發展總体規划，視為地方政府的本職工作，建立保障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長效机制。

政府要在提供公共服務上多下工夫，在強化政府責任的同時，要重視擴大社會力量辦學的渠道，多种途徑解決流動儿童教育問題。在流動人口密集的地區，可以采取优惠政策鼓勵社會力量、公益組織投資舉辦主要接收流動儿童的民辦學校，形成公辦學校、社會力量、打工子弟學校三方面的合力。

在當前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恢复教育的公益性的過程中，不難看到這种情況：政府在掌控更多的教育資源、承擔起更多的公共服務財政責任的同時，行政權力也隨之擴張。表現在政校關系上，究竟是按照教育現代化的方向，擴大學校自主權，提倡校長辦學、教育家辦學；還是強化行政權力，實行大一統的“管制”，強化“教育局辦學”？強化行政控制的必然后果，是教育模式單一，學校缺乏自主權、缺乏特色和活力，這正是當前學校教育的普遍現實。

其次是對民辦教育的態度：在基本實現“普九”之后，民辦教育是否還具有重要性？許多地方政府對民辦教育的不平等對待，導致民辦中小學大面積萎縮和被“邊緣化”，它必然意味著對教育的多樣性、丰富性的破坏。

盡管在我國基礎教育階段“同一尺度”的起點公平仍然是基本問題；但在城市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對“多元尺度”的公平的追求已經出現，需要滿足不同家庭、學生的不同需求，使他們各得其所。應當認識民辦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不僅是在政府教育資源不足時的“拾遺補缺”，主要是通過教育体制、机制的多樣化，滿足人們各不相同的需求，實現教育的高質量、選擇性、丰富性，這也是教育現代化的基本价值。

來源：新快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