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看這兩個案件，我們都有很多話要說。可將它們放到一處互勘，我們卻往往無言以對。

盡管中國不是一個判例法國家，但法律效力擺在那里，前者不准人們做好人，后者不准人們做坏人——原來做一個人是這般艱難，好坏之間，是否有一塊中立地帶供我們抉擇？可能有，但已然被法律的強力触手擠壓得狹如刀鋒，無人有勇气在上面舞蹈。如果未來社會由這兩個案件的判決所宰制，必然是一個“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的現代性鐵籠，价值完全中立化，道德隱匿起來，不再有見義勇為，不再有拾金不昧，因為無人敢于“勇”，無人敢于“拾”，法律不管你的心理，不管事出何因，只要你做了，就得承擔罪責。

為什么現代社會的公共道德空間越來越逼仄？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即以上兩類案件所導致的慘重惡果。

一個完善的法治國家，法律應該該出手時才出手，應該与道德划江而治，相看兩不厭，而非動輒侵入對方的領地。彭宇案的“常理”已經成為笑柄，法院審判的憑据應是法理，常理則屬于道德的統轄范疇，兩者混淆，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神像的雙重損坏，熱心的彭宇一臉迷惘。

而如果“按常理分析”許霆案，判決可能要改寫，因為人心的貪欲永無休止，依人性的劣根性，換作我是許霆，不但要取走17.5万元，還會找來更多的銀行卡來吃這塊肥肉。可惜，法院此際不僅不講常理，連法理也不聞不問，用刑事訴訟霸王硬上弓，普遍的道德惡意被篡改為犯罪故意。

盡管結局迥异，這兩個案件卻共同反映了一种司法亢奮，即法律對道德的侵略（其一面呈現為刑事對民事的侵略）。其實在任何一個國家，司法亢奮都難以避免，法官終歸是擁有感性和生理需要的人造物，而非由冷冰冰程序支配的自動售貨机。關鍵是針對其亢奮，有無安全防護措施。遺憾的是，中國并沒有，所以亢奮之后的病毒隨處流傳。

与此相對的一面在2007年的司法界亦可見端倪，即代有承繼的司法無能症。譬如說，因電影《色，戒》被刪節，法學博士董彥斌起訴華星國際影城和國家廣電總局，而被北京西城區法院以“證据不足”拒絕立案。被行政權力壓迫成“性無能”，卻以一個“非安全期”的理由打發了訴求者，中國司法，實在兩難。

美國有一個說法叫“司法最低限度主義”，其要點是，不是事事親臨，而是“對某些事情不做裁決”。就是說，法院不必時刻都表態，而要學會不表態；不必時刻都亢奮，而要學會節欲，但也不要節至性無能。兩者都有其危害，縱觀2007年的司法歷史，我們更需要對前者保持警惕。司法無能頂多令人無比失落，司法亢奮卻容易激起訴求者的逆反和抗爭心理，如許霆的父親就對律師說：“你們按照程序辦，我等判決。判10年我就上告10年，判15年我就上訴15年。”

來源：新快報

（編輯：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