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黃金周對專家和官員是雞肋，而對公眾來說卻是不可缺少的，有著非常切身的利益關聯。如果能真正設身處地地站到主流人群利益立場上考慮，是不會輕易削減黃金周的。可改革方案由假期相對充裕、對黃金周缺乏利益關聯的專家和官員把持著，自然會极大地偏离民意，自然會不把黃金周當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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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相關部門公布這一方案時宣稱：假日調整方案充分尊重和听取了民意，充分考慮到了國民的休假和旅游需求———可從既有的輿論反應看，這一方案對公眾的習慣和心理產生了較大的沖擊，民意似乎很不認同、很難接受這個方案。改革方案為什么會選擇取消五一黃金周？我感覺，這個“突降”的方案中体現著某种話語霸權，過多地站在了決策者利益立場上，沒有設身處地地考慮絕大多數公眾的現實權利困境。

可以看到，同以往許多改革方案一樣，相關部門的官員和專家主導了此次假日調整方案的制定———這种主導權決定了假日改革的利益傾向：因為五一黃金周對主導改革的群体的意義不是太大，他們對黃金周缺乏切身的利益感覺，取消黃金周對他們沒什么損失甚至很有利，所以“取消五一黃金周”就成了假日改革优先的選擇。

先看看專家。主導著假日改革的專家大多來自高校，這個群体可以說是中國休假時間最充足、休閑福利最丰裕的群体。首先，他們每年有著固定的寒、暑兩個假期，時間長達三個多月，休假時間非常充裕；然后，許多高校已建立了一套學術休假制度，達到某級別的專家每年可享受一定時間的學術休假，安排參加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做訪問學者、進修講學等；再就是當下高校教師的科研壓力雖然越來越大，但相比市場壓力下的工薪階層輕松多了，飯碗相對穩定，自由支配的自由時間較多———這決定了黃金周長假對他們意義不是太大，自然傾向于取消。

然后看官員。雖然帶薪休假制在中國落實的很不好，但相比其他群体，這個福利在公務員身上落實得最好。一來，因為政府机關缺乏企業那樣的市場利潤壓力，公務員又是鐵飯碗，帶薪休假沒什么阻力和心理障礙；二來，為了“帶動”社會休假觀念的改變，許多地方出台了制度強制公務員帶薪休假，他們享受帶薪年假很容易———如此，他們對黃金周需求也不是太大。而且由于黃金周公眾集中出行，這實際上加大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壓力，旅游、治安、衛生、交通、統計等部門都得加班加點，取消黃金周可以減輕他們的公共服務壓力，也自然傾向于取消。改革方案由兩個對黃金周缺乏需求的群体主導，“削減黃金周”也就理所當然地被优先考慮。

黃金周對專家和官員是雞肋，而對公眾來說卻是不可缺少的，有著非常切身的利益關聯。當下社會是一個公司社會，主流人群是工作壓力非常大、生活節奏非常快的公司人，朝九晚五加班加點，他們可自由支配的時間非常少。加上資方的強勢和政府的軟約束，法定的帶薪休假對許多人只是“紙上的權利”，長假對他們來說非常珍貴。二來，當下社會是一個流動社會，許多人的工作地与家庭是分离的，只有時間相對較長的黃金周才能滿足他們家庭團聚的需求，像清明、端午、中秋那樣的一天短假對他們沒什么意義。況且，因為是短假，也很容易被老板克扣掉。

如果能真正設身處地地站到主流人群利益立場上考慮，是不會輕易削減黃金周的。可改革方案由假期相對充裕、對黃金周缺乏利益關聯的專家和官員把持著，自然會极大地偏离民意，自然會不把黃金周當回事。

來源：燕趙都市報

（編輯：楊日）